中国近代机制币概述

　　戴志强  沈鸣镝
　　机制币，顾名思义是指机器打制的钱币，钱币界俗称之谓“硬币”。硬币之名是和纸币相对而言的，在中国，硬币主要指的是近现代机器打制的金属钱币，包括金币、银币、铜币，以及镍币、铝币、锑币、镁币、鑞币(铅币)等。
　　在钱币学里，钱币的主体应该是国家或地区正式发行的货币，包括主币和辅币。同时，还有货币文化的衍生物。中国的货币文化衍生物，在古钱中称为“压胜钱”，在机制币中称为“纪念章”。“币”和“章”最直观的区别是：币是货币，置有面值；章不是货币，不行使货币的职能，所以不置面值。中国的机制币收藏者，一般不太注重币和章在职能上的区别，他们更关注的是文化含素，是现在的存世量，以及它们的文物价值和经济价值。
　　清代机制币
　　1.中国早期银元
　　明末清初，西方银元不断流入中国，并在中国民间参与市场流通，道光十六年(1836)清政府正式承认外国银元在华流通的事实，同时又规定“嗣后行使洋钱，必以成色分两为凭，不得计数定价”(《清宣宗实录》卷288)，实际上仍把外国银元视作银两使用。所以现在遗存的早期外国银元，多经银号验明成色，打有代表银号验证之后的戳记。
　　中国最早的自制银元是西藏的薄片银币。西藏早有用银的习俗，曾经使用过尼泊尔银币，后经清政府批准，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开始自制银币，当地称“久松西阿”(意即藏历13绕回第45年)，面值规格仿尼泊尔银币，正反面分别制有汉文和藏文“乾隆宝藏”字样，周边记年。乾隆五十八年新制的银币，分为三等，分别重一钱五分、一钱和五分。后来嘉庆、道光，以及宣统年间，也都制造过宝藏银币。此外，西藏地方政府还制造过“甘丹颇章”、“格桑章噶”等银币。
　　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约1837-1866年之间)，福建、台湾地区曾先后发行过六种军饷银币，即：道光年铸台湾寿星银饼、漳州军饷银饼、双如意银饼、笔宝银饼、同治元年嘉义寿星银饼、“谨慎”军饷银饼。这六种银币的重量分别有七钱二分、六钱八分等，不尽一致，“谨慎”军饷银饼还分有大小两等；币面除文字外，图案分别有寿星像、如意、聚宝盆、双笔和花押等。
　　咸丰六年(1856)，上海发行了仿制银元“上海银饼”，分别由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三家沙船商号制造。其中王永盛只有重一两的银饼， 郁森盛、经正记分别制有重一两和五钱的大小两等。银饼的正背面均分别制有十六字铭文，正面为“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XXX足纹银饼”，背为“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一两银匠XX造”。
　　光绪十年(1884)，吉林机器局开制吉林厂平银元，分有一两、七钱、半两、三钱、一钱五亇面值。正面制有“光绪十年吉林机器官局监制”字样，两侧有龙纹，背面纪值。这是中国机制币中最早出现的龙纹，但发行量很小，并未取得成功。
　　早期的银元，既没有统一的名称，也没有规范的标准，制造技术落后，设备原始，主要靠人力手工操作，生产效力低下，所以发行数量不多，遗存至今者更少。但它们是中国近代机制币的始作俑者，无论从钱币历史的研究，钱币打制技术的考证，和钱币制作的时代特征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2.清代银元的正式发行
　　标志中国近代机制币正式发行的是广东龙洋。光绪十五年(1889)，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广东试制七钱三分银元，并有辅币四种，重分别为三钱六分五厘、一钱四分六厘、七分三厘、三分六厘五。后据汇丰银行意见，随即又改制为七钱二分银元，辅币四种的重量亦相应递减。试制币正面中间列“光绪元宝”四字，周围环列英文省名和记重文字，背面中间为蟠龙图案， 周围环列汉文省名和记重文字。后清政府批准制七钱二分银元系列，并将英文移至背面，主币为一元，辅币分别为五角、二角、一角、五分，正式制造发行。因此，钱币界称英文在正面的试制币分别为“七三反版”“七二反版”。又统称广东发行的这套系列币为“广东龙洋”。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又在武汉发行湖北龙洋。从此各省相继仿效，蔚然成风。先后制行龙洋的有江南、北洋、浙江、安徽、奉天、吉林、湖南、福建、四川、云南等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北洋机器局首先采用银元的面值以“元”“角”来表示，壹元以下辅币有五角、二角、一角、半角四等。银辅币又称“银角”“小洋”或“银毫”。
　　因为各地制度不一，所制的龙洋成色、重量各有不同，省际之间无法通用。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政府以此为由，曾令各省银元归并广东和湖北两省制造。但政令不通，不久有些省局又重新恢复制造。
　　光绪二十九年(1903)，户部在天津筹建制造银钱总厂，于三十一年建成，改名为“造币总厂”，同其他厂局并存。同年七月，清政府拟订了《整顿圜法章程》十条，其中提出银币专由造币总厂制造，保留南洋(江南)、北洋、广东、湖北四局为分厂。
　　在制造龙洋的同时，对于货币单位的“两元之争”没有结束。有人主张银元重一两，有人则主张重七钱二分，即以元为单位。在此期间，天津造币总厂曾试制过币面标明光绪二十九年的户部光绪元宝样币，面值有一两、五钱、二钱、一钱、五分五等。张之洞也在湖北开制了光绪三十年湖北省造大清银币，重库平一两，背为双龙戏珠图，并有少量进入市场流通。光绪三十二年(1906)，天津造币总厂又试制一套户部丙午中字大清银币，面值有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四等；光绪三十三年又试制丁未大清银币，面值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等。户部所制的这几套银币，制作都极精美，有标准币之意，但都未正式发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天津造币总厂制造光绪元宝银币一套，币面分别计重为库平七钱二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但实际上当作一元、二角、一角流通。这是光绪年间清中央政府唯一正式发行的一套银元。
　　宣统元年(1909)，有些省开始制造宣统元宝龙洋。宣统二年度支部颁布《币制则例》，规定国币单位为圆，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辅币有银、镍、铜币，规定银辅币有五角、二角五分和一角三等。造币总厂根据规定，于宣统二年试制以圆为单位的大清银币一套。宣统三年又重新制模，试制大清银币，主币的蟠龙图案，有长须、短须等多种不同的版式。这一套币也分有四等面值，只是把二角五分的改为二角。宣统二年制造的五角和三年制造的二角、一角币曾投入过流通。
　　清代银元基本是由各省各地自主制造和发行，一直到宣统二年颁布《币制则例》，才有统一币制的行动，但为时已晚，实际上币制没有统一，清政府己经覆灭。
　　这个时期除制造龙洋之外，部分地区也制造过一些其他形式的银币。如四川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曾仿效印度卢比式样，制造人像(俗传为光绪像)银元，有重库平三钱二分、一钱六分和八分三种，行使于西藏、西康等地区，俗称“藏元”或“四川卢比”。
　　3.清代的金元
　　20世纪初，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制，所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造币总厂曾试制了少量的丙午年造大清金币，重库平一两，有光边与齿边两种；次年又试制丁未年造库平一两大清金币。这两种金币制造精美，但分量过重，并不适宜流通。此外，光绪三十三年，新疆迪化机器局制造过饷金二钱、饷金一钱，有短时期行用。西藏在罗堆金币厂也制造过金币“色章果木”，合藏银20两。
　　4.清代的铜元
　　铜元是在清末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广总督李鸿章奏准在广东开制铜元。铜元开始是作为银元的辅币，对银元作价的。广东初制的铜元，币面书有“光绪元宝”四字，中间没有方孔而为满文“宝广”，上环书“广东省造”，下环书“每百枚换一元”；背面是飞龙图案，书英文“广东、一分”；每枚重二钱。但此制不合民间的习俗，后来将“一分”改为“十文”；将“每百枚换一元”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即把铜元改为对制钱作价。这就形成了光绪元宝铜元的基本格式。
　　铜元的初制阶段，成色稳定，外形美观，制作整齐、精巧，又弥补了制钱的不足，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受到人民的欢迎。广东开制光绪元宝铜元成功之后，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谕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已有十七省开制，设局多至二十处，几乎遍及全国。
　　清末铜元的面额分有二十文、十文、五文、二文和一文。四川试制过光绪元宝三十文铜元，是例外。社会上主要通行的是当十铜元，即所谓“单铜元”，当二十的也比较多，即所谓“双铜元”；而当五以下的很少。光绪元宝铜元版式变化极多，不仅各省之间不同，即使是本省的，变化也多，面值文字表述多样，龙纹图案，花纹形态，文字大小、位置，有无星点，星点多少、大小等，版式不胜枚举。
　　由于光绪元宝铜元大量制行，严重的供过于求，铜元泛滥贬值。清政府为了维护信誉，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在天津设立户部造币总厂开机试制“大清铜币”，面值分为当制钱二十文、十文、五文、二文四等。同时，又颁布了《整顿圜法章程》十条，停止制造光绪元宝铜元。並对铜元的成色、重量；流通数量及禁止倾销牟利等做出了具体规定。户部大清铜币十文铜元，币面珠圈内书“大清铜币”四字，上为满文“光绪年造”，满文的两旁是干支纪年，左右两侧书“户部”，下书“当制钱十文”；背面中间珠圈内为大清龙图案，上横书“光绪年造”，下环以英文“大清帝国铜元”。宣统年间继续制造，只是把“光绪年造”改为“宣统年造”。
　　各省所制铜元，由户部统一颁发祖模，只在币面中央加一个或两个小字代表省或地区之名，计有湖南(湘)、江西(赣)、湖北(鄂)、河南(汴)、直隶(直)、江苏(苏)、安徽(皖)、福建(闽)、广东(粤)、四川(川)、云南(云、滇、川滇)、浙江(浙)、奉天(奉)、江南(宁)、吉林(吉)、山东(东)、清江(淮)等。
　　“大清铜币”也以当十铜元流通最广，二十文的次之。《整顿圜法章程》虽规定各种铜元的制造成数，但是实际上五文、二文铜元的制造极少，而一文铜元，只有广东、湖北、直隶等省制造过。所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度支部造币总厂统一制造了一文铜元，币面中间珠圈内书一“总”字，代表造币总厂，上书“光绪”，下书“一文”，左右“戊申”纪年；背面为龙纹。以后分发给各省的钢模中，中间无“总”字，而由各省加刻省名。然而正式制行一文铜元的省分，仅有江南(宁)、直隶(直)等省，湖北(鄂)、河南(汴)、四川(川)、福建(闽)等省只做了试样。
　　此外，新疆制行的铜元，正面中央珠圈内书“宣统元宝”，上横书“新疆通用”，下横书“当红钱十文”；背面为维吾尔文及龙纹。新疆铜元版式很多，并对红钱作价。西藏的机制铜元，图案为狮子等，币面文字多为藏文，品种也很复杂。有正面书“宣统宝藏”的，大小两种，分别为一分和半分，背面制有龙纹。
　　民国机制币
　　1.民国银元
　　民国时期的银元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政府发行的银元。北洋政府建立后，于民国三年(1914)2月8日颁布《国币条例》，规定：“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还规定国币单位为圆，一元银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开始制造袁世凯头像银元，俗称“袁头币”、“大头”。袁头币先后由造币总厂和南京、武昌、杭州、成都、奉天、安徽、云南等造币分厂大量制造，很快通行全国。並逐步取消了旧有的龙洋和在华外国银元的行市。
　　《国币条例》规定辅币有银、镍、铜币，银辅币有半元、二角、一角三等。由于辅币制造有利可图，造币厂为追求利益，大量生产，甚至自行招商推销，至使银角对银元的兑价由市场决定，没有真正起到辅币的作用。
　　在袁头币制行之前，南京临时政府曾在1912年于南京造币分厂制造币面为孙中山像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停止制造袁头币，用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的旧模略加改动制造新币，大量制行，“孙像币”成了当时与袁像币共同流通的主要币种，但只见一元的一种面值，却有多种版式。
　　民国十七年(1928)6月，通过了《废两用元案》、《国币条例草案》和《造币厂条例草案》等有关议案。重申“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决定先以现行国币统一通货，确定1929年7月1日为实行废两改元的日期。为制造新银元作准备，当时曾请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等五国分别试制孙中山像银元，以供选用。银元正面都有“中华民国十八年”字样，背面为三桅帆船和“壹元”二字，每种版式的人像及水波纹等细微处各有区别，但均未正式发行。
　　1929年11月，制定了《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并曾经于1932年试制过金本位样币，正面为孙中山侧面像和 “民国二十一年”字样，背面为太阳、双桅帆船和三只水鸟图案，并有“金本位币一元”字样。银辅币有半元、二毫、一毫三种，图案与一元币相同，只是相应调整面值和重量。但这套金本位币也只是停留在试样阶段，并未正式发行。
　　1932年下半年，废两改元的条件基本成熟，政府组成废两改元委员会。并由中央造币厂制造了民国二十一年孙中山像银元，只有一元一种币值。制模改自金本位币，背面文字仅保留了面值“一元”两字，把原先帆船下方的三只鸟移至帆船上方，俗称“三鸟币”。曾有少量流入社会，因图案不妥，不久即收回。
　　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专由中央造币厂制造。根据条例规定开制银元，此为放弃金本位币制计划后的定型国币，大量发行流通。币面图案由“三鸟币”改制而成，但除去了太阳和三鸟，只留下双帆船，故俗称“船洋”。
　　《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对辅币未作规定，民国年间制造的银角成色一般比清末制造的更底，贬值也更为严重。广东和广西的银币流通，长期以银毫为主，形成了所谓“小洋本位”，广东双毫成色最高为七成，低的在五成以下。不同年份的双毫有不同的市价。
　　民国二十四年(1935)11月3日，财政部发表《实行法币布告》，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两个月后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流通。法币政策的实行标志着银本位制的废除。
　　法币政策实行以后，中央造币厂曾于1936年制造过一元和中元的船洋，这种船洋的重量比原来的约减轻一半，实际上没有再进入流通市场，成为民国银元的尾声。
　　二是地方发行的银元。民国初期，政权实际没有真正统一，地方政府有的仍在延用旧模继续制造龙洋；有的自主开模打制新银元，图案形式各不相同。如：民国元年军政府接收四川造币厂，制造大“汉”字四川银币，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等面值，币面标明中华民国元年，后逐年制造，大量流通于四川。
　　颁布《国币条例》以后，地方制币的情况亦未杜绝。如1916年护国运动暴发，云南造币厂制有唐继尧正面和侧面像银币各一种，币面书明重为库平三钱六分；后又制造云南省造双旗银元，有半元与二角两种，半元的生产量很大，成色越制越差。周西成执政贵州时，于1928年为庆祝公路通车，制造了七钱二分重的汽车银元，成色不高，但币上的汽车图案甚有新意，而汽车下的青草组成“西成”两字，也甚别致；解放前夕，贵州还制有竹枝银元等。民国期间，新疆制造的银元品种、数量都很多，如民国元年的饷银一两、五钱；民国六年、七年迪化银元局造的一两银元等。西藏也制造了很多不同品种的银元，地方特色更强，币面没有汉文。其他大量制造银元的省份有广东、福建、广西、浙江等，但这些省份以制造银辅币为主，市面流通的也主要是银角，成色多数不佳。
　　三是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政权发行的银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央苏区等根据地，在1932年至1934年间，也制造过银元，面值一元的币面有制造部门、年份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字样，图案主要是地球及交叉的镰刀锤子。由于当时的设备条件有限，银元打制的数量不多，制作粗糙，币面字迹一般较模糊，图案的细微处也多有不同的版式。二角银元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制造，分有1932、1933年两种。
　　2.民国金元
　　清末和民国时期，曾有人提出实行金本位制的意见，但都只是停留在讨论和试制金币阶段。除少数地方性金币外，很少投入市场流通。
　　民国成立之初，南京造币厂制造了开国纪念金币，面为孙中山像，背为铁血十八星旗与五色旗相交图。民国三年试制过袁世凯像金币。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仅 83天，但已制成“中华民国洪宪纪元拾元”金币。民国八年财政部考虑实行金本位制，天津造币厂打制了袁像贰拾元、拾元金币两种，有少量进入市场流通。民国十五年张宗昌任山东都督，试制过山东贰拾元、拾元金币两种，币背使用龙凤图案。
　　此外，也有用生产银币、银章的钢模来打制金质的“样币”、“样章”，其数量当然很少。如四川卢比，孙中山开国纪念币，袁世凯侧像、半侧像币，共和纪念币，飞龙纪念章，徐世昌仁寿同登纪念币、章，曹锟文装、武装纪念章，段祺瑞纪念币，张作霖纪念币，褚玉朴纪念章，龙凤纪念币，湖南省宪成立纪念币，等等。
　　民国时期，云南是金币流通使用较多的地区。制有：唐继尧像拥护共和纪念金币，有当银币十元和当银币五元两种，又有在背图的飘带下，当十元的加制“1”字，当五元的加制“2”字。这些币所见者多有明显的流通痕迹。还有当银币十元、五元的光背金币；“滇”字金币等。
　　民国三十八年(1949)纸币崩溃，国民政府准备发行金币以图挽回局面。至今还可以见到几种样币，如五钱、二钱五分；二十元、十元等金币的铜样，但均未正式打制。
　　3.民国铜元
　　民国时期的铜元也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政府发行的铜元。民国初年整顿币制，对辅币作了具体说明。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即令制大总统肖像纪念铜币，并分令各省造币厂“照式鼓铸”。天津造币厂根据指令，制造了袁像共和十文铜元开国纪念币，面为袁世凯戎装半身像，背书“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十文”，配以嘉禾图案。此后湖北、安徽等省也相继制造，正面为“五色国旗”相交“十八星军旗”，上书“中华民国”，下书“开国纪念币”，背面外圈书英文“中华民国、十文”，中间嘉禾图案配以面值“十文”；字体、花纹、珠圈等，多有不同版别。同时还试制过当二十文和五文的铜元，但未正式发行。
　　民国三年公布的《国币条例》，对铜元种类、重量、成色作了详细规定。民国五年，制造了二分、一分、五厘三种面值的嘉禾圆孔铜辅币：币面书“中华民国五年”及对银元作价的比值，背面为方袱嘉禾图。其中二分的未正式流通使用。
　　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次年通过的《国币条例草案》，确定铜辅币有一分和半分两种。民国二十二年，废两改元，三月，中央造币厂开工，又制行了嘉禾圆孔铜辅币，有二分、一分两种面值，币面上方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和旧铜元的流通，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颁布《辅币条例》，规定辅币有镍币和铜币两种，铜币以分为单位，作为法币的辅币，结束了以制钱为单位的辅币制度，使混乱了数十年的币制逐渐趋于统一。据此民国二十五年制造了一分、半分铜辅币，正面中间为古布币图案，两侧为“壹分”或“半分”的面值；背为国民党党徽及制造年份；次年继续制一分铜元，图案未变，只改年号。另天津造币厂亦仿制过古布铜元，其中少量试制品上添制有“平”字、“京”字。
　　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本侵华，中央造币厂内迁重庆。民国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的一分古布铜辅币，改由重庆中央造币厂等西南地区造币厂制造。在民国二十八年一分铜辅币中，少量古布图案下书有“桂”字，当为广西制造。民国二十九年重庆中央造币厂根据修正的《辅币条例》规定，制造二分、一分两等面值的铜辅币，图案同前，面值简书为“二分”、“一分”。民国三十年续制铜元，仅见面值二分的一种。
　　民国三十七年(1948)，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金圆券的最小面值辅币为“一分”铜元，由恢复生产的上海中央造币厂制造。图案沿用古布、党徽图，写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二是地方发行的铜元。民国初期，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制造铜元的混乱程度比清末更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江西即试制“辛亥大汉铜币”。此为辛亥革命时期全国最早反映革命政权建立的机制币。翌年(民国元年)，又制“壬子大汉铜币”，只是改了年份及背面十八星图；不久又制“江西铜币”，江西省所制铜元总量不多，后来部分铜元由江苏代制。
　　广东在民国元年制行“壹仙铜币”，正面外圈书“中华民国元年、广东省造”，背为大“1”字，环以英文。民国三年、四年、五年、七年继续制造，只是改制了年号；民国七年还制有“贰仙铜币”，发行也不多。
　　广西的流通铜元长期依靠广东，直至民国八年才仿效广东一仙，制行了广西一仙铜币。
　　福建在民国初期制行了“中华元宝”铜元，正面外圈书“福建铜币厂造、每枚当钱十文”，背面为国民党党旗、五色国旗和十八星军旗三旗交叉图案。
　　山西于民国七年成立山西铜元局，制有二十文、十文两种面值的铜元，山西的铜元大多未标明制造省名，而是以“中华铜币”代之，面为交叉双旗图案，在北方流通甚广。
　　河南初铸的十文铜元，外圈书“中华民国、河南省造”，中间直书“十文”两字，配以嘉禾图案，背为两面交叉的五色旗图案，后来逐渐制行大面值铜元，面值分有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甚至还试制过五百文铜元。
　　甘肃铜元起步较晚，先是仿制湖南、山西等地的铜元，用翻砂法铸成，故称为“沙版”，制作粗糙；所制铜元数量不多，品种却不少，如“中华民国”背“十文”，“孔造五文”，“孔辅”，面值有一百文、八十文、四十文三等；民国十七年又制“孙中山像”铜元。因原本制造不多，故遗存至今者更少。
　　四川是制行铜元的大省之一，民国期间制造的数量和版式极多，四川军政府“汉”字铜元，面值有一百文、五十文、二十文、十文、五文，各有纪年不同；还有用翻砂法铸成的“沙版”，其中标有“都”字的，是成都所制。另有四川造币厂造双旗铜元，面值二百文；有中心“川”字嘉禾铜元，面值有二百文、一百文、十文。四川铜元不仅面值大，且有大量的私制币。四川还试制过党徽铜元，有二分、一分两等面值，但没有正式发行。
　　湖南于民国初年恢复制造铜元，初制为当十币，面书“湖南铜元”，外圈书“中华民国、当十”，背为十八星图，不久改制双旗嘉禾铜元，有二十文、十文两等面值，二十文的币面外圈书“湖南省造、当制钱二十文”，十文的未标明省分，仅书“中华民国、当十铜元”，版式极多；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称帝，湖南省制洪宪开国纪念币，是纪念袁世凯称帝的唯一的一种铜元；民国十一年(1922)，为纪念湖南省宪法成立，又制有“湖南省宪成立纪念”铜元，面值为“当廿”和“当十”两种。
　　云南在民国初期利用清代旧模继续制造铜元，后为纪念唐继尧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制有纪念铜元；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又制有五仙、二仙、一仙三等面值的铜元，数量都不多。
　　陕西没有官方设厂造币的记载，但民国期间铸有二分、一分两等面值的铜元，制作粗劣，版式繁多，或为外省代铸。
　　民国十八年(1929)，东三省制造一分铜元，初出试制币币值为大写“壹分”，实际生产时币值改书为“一分”。
　　民国三十八年(1949)，在西部地区的国民党残部为解决军费开支，在原绥远省银行发行地方货币，其中有五分、一分两种铜辅币，面为白塔图案。
　　贵州省一直使用外省流入的铜元，直至1949年7月由贵州省银行发行了当银元半分的铜元，成为民国时期大陆发行的最后一种铜元。
　　三是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政权发行的铜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1931至1934年间先后发行了苏维埃货币，其中制造铜元的有中央苏区、皖西北苏区、湘鄂西苏区(发行量很少)及川陕苏区等。
　　中央苏区发行有五分、一分两种面值的铜元，于1932年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五分币币面中央为中国地图，上为镰刀锤子图案，外圈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每贰拾枚当国币一元”，背面中间横书“五分”，上有小五角星，下为嘉禾图。一分币面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中有“1”字及镰刀锤子图案；背面中间直书“一分”，图案同五分币。
　　皖西北苏区制有五十文、二十文的铜元，发行时间为1931至1932年间，铜元币面上书“皖西北苏维埃造”，中间有一大五角星，星两测为嘉禾图，星内制有面值；背面中间圈内有地球、镰刀、斧头图案，外圈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中国近代机制币中，既有政府发行，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使用的货币；也有地方发行，在某一地区流通使用的货币。还有不少是只打制了样币或少量的试制币，并未正式发行；有的只有少量流入市场，随既便收回或停止发行。它们是中国近代机制币发行历史的真实记录，在中国货币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在中国的钱币学研究中，都是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图片说明：
　　图2
　　图20  唐继尧共和金币 直径23.7毫米
　　图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