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像红铜鎏金呈样币鉴赏(图)

中国银圆珍品图录 蒋仲川藏 　　近年来，在国内各大钱币专场拍卖会和专业钱币网站上，曾出现了许多标称珍贵“样币”的拍品。因“样币”品相极佳，存世甚少，市场上成交价高，引起国内一些泉友和业内人士的热议。
　　2008年4月，中国嘉德“马定祥收藏(一)”专场上拍“1912年袁世凯像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壹圆银币铜样”一枚(图1)，简介描述了该币为“红铜鎏金呈样币，为目前仅见，极为珍罕，边齿有磕痕二处，近未使用”。据得斋撰文介绍：“……袁世凯开国纪念币是民国机制银币中的大珍品，存世甚少，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一书中称此种银币当时仅铸了40枚。据笔者所知，现海内外博物馆以及藏家藏有此种银币总共只有十余枚。除此之外，耿爱德和马定祥先生各人还分别藏有黄铜样币和鎏金红铜样币一枚，这两枚皆为存世孤品。耿氏和马氏生前(包括张璜、李伟先、施嘉干等前辈)特别注重中国金银铜币中由各种不同材质试制的样币，他们认为这类试样币因其试铸数量极其有限，故是机制币中最难收集的币种。马定祥先生收藏的袁世凯壹圆开国纪念币鎏金红铜试样币，据马先生生前说它是作为呈样之用，币面鎏金，以示郑重，堪称是试样币中的珍贵之品。”
　　笔者不由想起泉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学术大辩论，其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大胡子人像”银元是程德全还是袁世凯像的归属展开。期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陕西、香港、台湾以及美国等众多国内外泉界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见解，最终证实了“大胡子人像”为袁世凯开国纪念银币，为争论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然而，在马定祥故去17年后，对于闻所未闻的红铜鎏金呈样币突然现身在马定祥专场拍卖会上，其“新品种”的由来难免让人存疑，为寻求事实的真相，笔者试从早期披露的资料中寻觅答案。
　　该品种银币最早报道见于上海《中国杂志》英文版中，外籍邬德华撰文《有关袁世凯开国纪念币文章(摘录)》中写道：“民国元年，苏州造币厂铸了两种不同形式的袁世凯一元试样币，一种是大总统肖像开国纪念(图2耿爱德藏)，另一种是开国纪念币(图3上海博物馆藏、图4中国银圆珍品图录)。这两枚银币都只是样板，是苏州铸造的，后来苏州造币厂关闭，所有机器和样币都运到南京去，后来人们都误认那些袁世凯开国纪念银币是南京铸造的。”
　　据原中国泉币学社社员丁宗琪在《蒋仲川先生和他的“袁世凯大面像”银样(当年情忆旧)》中回忆到，最早获得实物的是在1933年，蒋仲川从苏州景德路一家号为“汪依昌”纸烟店主卢仙裳老人手中，出价100大洋购得一枚“袁世凯大面像银币”(图5蒋仲川藏)。这枚银币分别在1934年上海新世界饭店举办的第一次稀币展览会和1937年王逸民、蒋仲川联合在苏州农行大楼举办的稀币陈列中展出过，吸引了广大钱币爱好者前来观赏。同年，在苏州《生报金银铜镍币展览专页(特刊)》中，披露了“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间，袁世凯任总统时，宁厂亦铸有开国纪念银币一种，俗称大面袁像银圆，而发现极少，故甚名贵，蒋仲川君存有一枚，此外尚未闻有所发现也”。
　　1939年6月，上海国光印书局出版了蒋仲川著《中国金银镍币图说》，书中对该币是这样描述：“孙文退让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氏亦铸有开国纪念币一种，(如第三百九十五图)据说系由苏州铜元局铸造，仅铸数枚，为民国各种纪念币中之最为难得珍贵之品。”
　　随后，泉界又有人论此币为程像说。如1945年1月1日出版的《泉币》第28期，吴诗锦《程德全纪念币银样》：“辛亥革命，八月武昌首义，十月江苏巡抚程德全率众反正，被推为都督。……苏州铜元局以程氏驻苏有年，多惠政，乃遵武昌局成例，仿黎像币改铸程像币，以冀邀宠……终未采纳，故铸额极稀，此品乃银币打样，缘阔分许，背平，边无齿纹，与背文壹圆者花纹各别，传世仅见三数品，阚恩君及秦子帏君各据其一外，他无所闻。”另外，1949年6月上海美灵登有限公司印刷的初版《中国近代铸币汇考》(节选)第151页中，同样称该币未多铸，流于外者，三数枚而已。
　　1954年，耿爱德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币图说汇考》书中是这样的描述：“这枚有趣和罕见的银币仅作为样币存世，这种未批准的钱币是不能进入流通领域，没想到它曾进入到交易中去，因为据传不少于40枚(根据其他资料来源仅29枚)作为样币制造出来。笔者的集藏中有其中的4个不同的版别。”
　　在众多资料中，并未发现苏州造币厂或其他造币厂早期曾经铸造过袁世凯开国纪念红铜鎏金呈样币。也未见任何史料显示耿爱德和马定祥拥有红铜鎏金呈样币的记载。到了90年代，在各专业钱币期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马定祥遗稿《大总统肖像币》，以及其子马传德撰文《考所谓“程德全”纪念币》《再考》《三考》等多篇学术文章中，也未见披露过马定祥生前存有该币。由此可断定，这枚“鎏金红铜试样币”马定祥不曾拥有，也非苏州造币厂早期原铸，应是后人仿制。但到底是何年仿制，何人所造，至今无据可查。由此，笔者再述个人看法：
　　一、1929年11月商务印务书馆出版耿爱德《中国货币论》(蔡受百的译本)一书中，描述的是“大总统肖像”银币，称当时仅铸了40枚，并非是报道中所指的“袁世凯开国纪念币”。后来，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书中，不知是何原因，改称为“袁世凯开国纪念币”。
　　二、耿爱德和马定祥是近代钱币收藏大师，一贯治学严谨，他们对中国钱币研究、传播的贡献不可磨灭。但是，至今没有任何史料显示，耿爱德和马定祥生前撰文披露过各自还分别藏有鎏金红铜试样币一枚。
　　三、对于这枚鎏金红铜试样币，拍卖简介中“据马先生生前说它是作为呈样之用，币面鎏金，以示郑重，堪称是试样币中的珍贵之品”这样的说法不知源于何时、何地？又是对何人说讲？简介中并未指明。
　　四、据记载，苏州造币厂清末只铸二十文铜元，未铸造过直径大很多的壹圆银元，1906年奉旨关厂，部分机器被拆走。进入民国元年(1912年)，再利用东凑西拼剩余的机器来铸造银币，可想而知，是不具备铸造精致样币的能力。
　　五、该币袁像被雕刻成面目狰狞，气势汹汹，令人望而生畏。加之该币铸造地各有说词等原因，也难怪耿爱德在他后期出版的著作中，将同类大总统肖像开国纪念币划归为臆造币的行列。
　　六、历来呈样币采用的金属多为金、银、铜，各造币厂并不缺少铸造几枚金样币的原料，如在红铜上“鎏金”，增加了繁琐的制作工艺，多此一举。
　　七、从图上看，该币正背“鎏金”脱落情况反差极大，即使长期上手把玩，出现这样大不一致的现象，似乎不太符合常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枚“袁世凯开国纪念红铜鎏金呈样币”非原铸，应是后期仿制。是民国仿还是现代新仿，因未见实物，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