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宝钞与活字印刷不搭界

　　铜活字印刷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一直是印刷史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书《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是1377年高丽清州牧兴德寺用“铸字”印刷的，再加上朝鲜史料中还有其他关于“f铸字”的零星记载，韩国学者便主张“铜活字”印刷技术是古代朝鲜人的发明。而中国学者认为，根据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北宋庆历间(1041~1048)毕昇已发明了用胶泥烧制活字然后排版印刷的技术，其技术说明详细可靠，此后中国人还造出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与其他活字只是材质不同，技术原理是一样的，而且古代中国铸铜技术发达，不能排除在宋代已使用铜活字印刷的可能。在1997年前后，中韩两国学者关于铜活字印刷发明权归属的争论趋于激烈。在辩论中，中国学者潘吉星发现一个重要证据：中国古代在纸币印刷中使用了“铜活字”。
　　我国自北宋使用交子以来，南宋、金、元、明、清，各朝都曾发行流通纸币，用铜版印刷而成。目前世人可见的古钞版，宋代有三件残版，分别是“千斯仓图”钞版(实物下落不明，传有拓片)、“行在会子库”版(铜质)和“关子”版(八块一组，铅质)。金代钞版存世较多，连完整带残缺有十件以上；元、明、清三代，除了各有钞版传世外，还有纸币实物保留下来。潘吉星发现，在金代钞版上用来印刷“字料”、“字号”和官员花押的“字”是活动的。
　　金代纸币，除了钞名、面额、赏格等内容外，还有两处编号，右称“某字料”，左称“某字号”。“字料”、“字号”四个字是铸在版面上的，但上面的编号“某”，需要按《千字文》的排序，不时更换文字，故在版上留有两个空槽，以便换字。版面下方有若干处需要官员签字画押的地方，也留了空槽，以便随不同的人更换花押印。上海博物馆藏金“贞祐宝券五贯”钞版，“字料”、“字号”上方及官员职名下方各可见一个空槽。有一张清人所拓“贞祐宝券五贯”版的拓片，“字料”的上方存有一“輶”字，表明在使用时这里确实是要安放活字的。潘吉星还认为南宋“行在会子库”版上“第壹佰拾料”中的“壹佰拾”三字也是插入空槽的活字。在宋、金之后，元代钞版上也留有这种空槽，而且纸币上也印刷着《千字文》编就的“字料”、“字号”。潘吉星在他的《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中得出结论说：“宋、金纸币是铜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相结合的产物，而铜活字也随纸币的发行获得长期的大规模应用。”“中国铜活字印刷技术至迟始自12世纪初，已不容质疑。”
　　这个发现很重要，它把在印刷中使用活字的实物证据提早到宋金时期，而且把印钞技术纳入整个印刷技术中来考察，比仅根据书籍印刷的研究来得更加全面。但这项成果也有需要进一步细化之处，如钞版上虽使用活字，尚未证明其材质就是铜的，这需要进一步的科学检验。又如在印刷版中使用“活字”，与“活字版”在概念上毕竟不能完全重合。人们讨论的“铜活字”印刷，实际上是“铜活字排版”印刷，除了使用单个的铜字外，还有排版、固定、印刷后拆版再排等一系列技术环节，缺一则不可称为活字版。因此，对铜钞版中“使用活字”即等于“铜活字”印刷的观点，还需要在原理方面多加说明，增强说服力。
　　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潘吉星又提出，11世纪初(北宋初年)已有铜活字印刷，理由是交子上已有编号系统；明代出现了用铜活字印钞的高潮，证据则是大明宝钞的钞版。这两个说法，前者缺少根据，后者则属错误。因为北宋交子虽有编号，但无法证明是用活字并且是铜活字印上去的，它也可能是手写或用印章钤盖的。如清后期发行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的《千字文》编号就是戳子钤盖上去的。大明宝钞的问题则需要细说一下。
　　明代的纸币称为大明通行宝钞，仍用铜版印刷，但与金元已有所不同。它的票面上不再有“字料”、“字号”等编号，也没有官员的签押，全部都是一次铸造好的固定内容，所以也没有用来安放活字的空槽。但它的背面，有几个编号性质的字，如民国间在南京明工部遗址出土、现保存于贵州博物馆的“一贯”宝钞钞版，背面除4个短足外，中心还有“泉字”“三十号”五个编号文字。潘吉星将它们当做金元钞版上的“字料”、“字号”，说“明初自1375年起所印发的6种面额的宝钞，每张钞币背面都印有‘某字’、‘某某号’不同组合的几个铜活字”。又说“所印铜活字为手书体，字体美观”。实际上，明代宝钞流传到今天的不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古钞图辑》就收录了很多，其中两种给出背面照片，均没有什么“印出的铜活字”。那么，是不是这两张钞票漏印了呢？其实不然。大明宝钞本身不带编号，钞版背面的号码是钞版自身的编号。国家一次铸出多块钞版，分发到各地印刷，是要给它们编号登记的。
　　“泉字三十号”还是其他什么号，铸字也好，活字也好，都不是为印刷而设的，证据则非常直观：从照片上看，这些字都是正字，若是印版，印出来的岂不是反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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