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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lman收藏1.7米高护法神像将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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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海春拍“福田花雨—金铜佛像”专场延续以往风格,仍以藏传造像为主,共收录70余尊不同时期,印度、尼泊尔、西藏、蒙古以及北京地区汉藏风格造像。
专场最大亮点,是来自英国知名收藏家speelman家族藏品,包含数尊元明清时期印度、尼泊尔、西藏及中原地区,不同风格的金铜佛像精品。2006年,Speelman家族的十余尊明代金铜佛像在香港拍卖成交3个多亿,亦有单件过亿,可见其藏品艺术价值及市场价值。
焦点拍品“明代 铜鎏金青龙护法神立像”,为中原地区造像,估价850-1000万。造像通体高达170公分,铜质精良,鎏金厚重均匀,重380公斤。如此高大体量又精致完美的造像在市场上实属罕见。
明代道教造像经典—铜鎏金护法神立像
谢继胜
此尊青铜模制浇铸鎏金造像,从雕塑风格判断或为明代晚期道教造像。根据铜像的材质、尺寸和工艺,当属道教神灵系统中经常用作寺观塑像供奉的部分。除去先天尊神和具有明显造像标识的雷神、龙王、风伯、雨师、八仙外,就是三官、诸路星君、五星七曜、四灵二十八宿。以上道教神将造像样式差异较小,但在多在绘画(壁画、水陆画等)表现,雕塑呈现时如同佛教殿堂分列两侧的二十四天。然而,立像星君天将造像多两手交叉,左手贴住右手捧笏板而非拇指并拢、右手四指罩住屈紧左手行抱拳作揖状。此像双手抱拳处有空隙,或许是韦陀菩萨撑住降魔杵的姿势;造像上身略后倾,臂弯间也有可能放下降魔杵,与佛教护法韦陀区别是托杵韦陀手印为合十印而非抱拳作揖。与此像最为相似的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美术馆藏“韦陀”。
此尊造像或为道教关圣帝组像的关平,因为著铠甲作抱拳作揖手势者多为武将。作为关羽的二位随侍,左边是执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右边的就是义子关平。人称“关平帝君”、“关平太子”及“灵侯太子”,面如傅粉,唇若涂脂,著铠甲,与此尊造像风格最为接近。不过,从铜像持物看,关平像多持剑或双手托印玺,如明代画家商喜《关羽擒将图》,右侧白面武将关平持剑,明清以后关羽、周仓与关平三神雕塑组像后者多执玺。在没有找到与之对应的其他造像之前,我们暂且认定他为道教神像天官或星君。
铜像头戴明代硬里朝天幞头,幞头之上罩巾子,饰团葵结,为明代官宦、武士习用。面部下颌双腮饱满有力,耳垂圆润,五官敦厚而轮廓清楚,可见传世作品琢磨痕迹,颌下山羊须柔化了铠甲人物的紧张感。人物著明代军士铠甲,双臂被甲、胸前有双护甲但无铜镜,腹部两胯各被甲三块。甲片立体堆嵌处理方式与明以来雕塑手法相似,如山西平遥双林寺韦陀彩塑,但铠甲位置上提、甲片面积缩小而呈装饰特征,甲片周边联珠纹装饰则受到明代盛行的藏传装饰母题的影响。
人物铠甲内外外有衬衫和罩衫,这是明代中期武士装流行的式样,《关羽擒将图》里周仓关平都是如此装束,外衫于腹部中央打团葵结,腰带形制为宋元以来的官式,衣带垂下结十字。下方虎皮围腰呈圆角,与明初期雕塑的三角尖端不同。罩衫后摆似乎有刮掉鎏金层或嵌入的铜块,上面有小写数字“二”。小写中文数字使用起自汉代,卓文君《怨郎诗》即是;大写数字“壹贰叁肆”是明代初年“郭桓案”篡改数字贪污征粮,朱元璋亲自制定的防涂改的大写数字,专用于记帐,一直沿用至今。此像数字“二”不会为后代刻写,或为组像最初的编号。
铜像高1.70米,置于厚重的黑褐色湖石座,使得造像增加了稳定感,石座塑法当模仿宋元以来寺院悬塑手法。双脚著弓形靴,左小腿上方有粘结的裂痕。
明代金铜造像是我国青铜艺术的另一个高峰,但汉藏不同的风格的造像艺术水准差异很大,自永乐宣德年间开始,接受了藏传佛教印度波罗与尼泊尔纽瓦尔艺术影响的金铜造像,人物造型舒适自然、肢体比例准确,工艺精湛、细节凸出;与此同时的大部分汉地金铜佛,则面部臃肿、头部硕大而身体四肢短粗。事实上,明代汉地雕塑的精品在于源自五代两宋至元的人物泥塑,大型金铜佛较少,元末明初藏传金铜佛的兴起推动了整个汉地金铜造像,出现了如瞿昙寺莲花手菩萨那样精美的大型金铜艺术品。与此同时,道教亦采用金铜形式铸造大像,如武当山金殿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仿照泥塑样式所铸2米以上的六甲和王灵官铜像。然此之后,存世的道教大型金铜造像并不多见。作为大型浇铸鎏金铜像,此尊造像流动的衣褶、柔顺自然的手指、图案化的铠甲、略微压缩的人体比例无不透露出精致与细腻、流畅的气韵和极强的装饰意味,是明代中后期一件不可多得的道教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