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流传百世

 
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
　　青铜文化是灿烂的中国古代艺术中最早最闪光的亮点，不仅对历史与考古方面的学术研究十分重要，它在铸制工艺、材质特征、文字形制等方面，也具有特殊趣味的鉴赏价值。为了陶冶文化性情、传播文史知识，我们特地开辟了“青铜时代”栏目，请青铜器鉴定专家张颂斌先生讲述青铜器的文化内涵，与大家一起触摸这段悠远的历史。
　　金文就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古时称铜为金，所以称为金文。我们说中国的历史是唯一没有间断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文字载体的存在，文字没有间断。从甲骨文开始，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脉络清晰。
　　著名的大盂鼎 291 字，现藏国家博物馆，因铭文中有“ 唯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得名(康王时)。记载了周王对盂的教导和对盂等的册命、对盂的赏赐；史墙盘284字，现藏扶风周原博物馆，因铭文中有“ 史墙夙夜不坠”而得名(共王时)，评价了文、武、成、康、昭、穆、共七代周王的功德，并记述铸器的微氏家族六代的事迹；散氏盘357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铭文中有“我既付散氏”而得名(历王时)，记述了西周两个贵族土地踏勘划界、立约、约定违约处罚的过程；毛公鼎49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铭文中有“毛公对扬天子皇休”而得名(宣王时)，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教诲及赏赐，是目前发现的铸有金文最多的商周礼器。
　　以上几件举例之外，现已收藏在各博物馆的有铭文的礼器数以万计，是一部庞大的史料。我们知道商代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西周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它的可贵之处是，记录了当时发生的史实，记载了大量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西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法律的方方面面。早有学者指出，金文在西周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尚书·周书》。
　　有件事，大家一定觉得奇怪：我们至今只见到有战国、秦汉时期的竹简、木简、帛书的实物出土，而没有看到西周及以前的简书和帛书的实物出土，只有我们前面提到的甲骨文、金文，那么是否表明商周时期，祖先只会将文字刻于甲骨、铸于青铜器上，用于记事呢？不是，从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常见到“册”和“典”字的出现，非常形象地表达出了木简、竹简的形状，由此证明在甲骨文、金文那个时期，大量文字同样使用竹简、木简和帛书。金文记录中的当众宣读的册命，也应该是书写于简或帛上的。
　　文字除了书写于简册之外，古人为什么还要铸字于青铜器上呢？我想古人已经知道，将文字铸于青铜器上，更永固。其目的就像铭文中经常出现的“ 子子孙孙其永宝”、“子子孙孙永宝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等等，都表明当时铸器、铸铭时，古人的一种愿望，他们预见到书于宗彝之铭，将流芳百世。另外，商周时，王经常对有功之臣赏赐予铜，记为“赐金”。赐金就是指赐给铜料，大臣受赏赐之后，将所赐之铜用作青铜礼器，铸铭以记事，并歌颂王的功德，是很普遍的。如“利簋”铭，就记录了王赐“利”金，后用做宝尊彝的事实。(利簋是著名的礼器，记载了武王征商的具体时间)这种习俗也推动了铸铭的形成和发展。
　　对金文的发现和释读，有记载的，最早是西汉宣帝时美阳得鼎，美阳即现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京兆尹张敞释金文。当然这只是个偶然现象，并不表明当时对金文的普遍研究，但之后多有文人学者研究。1899年甲骨文发现后，对金文的研究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金文在个别情况下会出现铸造时的挤压变形和腐蚀点，容易看错，这时就可以借助甲骨文，更直观地观察商代文字向西周文字的演变，了解某文字的原形、原意。 
   已有_COUNT_位网友发表评论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