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感动了一个世纪的画家

 

 
北京画院院藏作品《向毛主席汇报我们的成绩》
 

　　2009年4月3日，《民生·生民——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学术邀请展》举办隆重的开幕式，一千多名观众将中国美术馆的大厅围得水泄不通。观者从全国各地闻讯而来，还有从海外赶场而来，他们都想亲眼目睹在此公展的、被誉为中国水墨人物画巅峰之作的那张大画——《流民图》。这幅堪称中国美术馆镇馆之宝的反战爱民巨作，在这一天显得格外庄严。那暗黄色的高丽纸上发霉的斑点、那残缺的痕迹与画面上坍塌的残墙都在静静诉说着70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那段岁月。一些老人在大画前落泪了，一些年轻人在大画前肃然起敬。人们怎能不默默怀念《流民图》的作者——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一代巨匠蒋兆和先生！这位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开山鼻祖创作的《流民图》等一系列反战作品，为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世界艺坛上确立了崇高地位。他的艺术变革为中国水墨人物画由古及今的转换、为当代水墨人物画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宏基。他关注民生，“为民写真”的精神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川娃子练就过人技艺
　　传统水墨人物画的现代革新
　　1904年4月3日，一个名叫蒋兆和的川娃子，诞生在重镇泸州一个没落秀才的家庭里。几间破败的木屋，虽然阴暗潮湿，也算得是书香门第。蒋家从此有后，当然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春苗之上。读四书五经、攻《史记》、《资治通鉴》、背诗词歌赋、习字绘画，蒋兆和的心灵早早就种下了艺术的种子。
　　泸州是三江汇合之地。那往来穿梭的白帆似乎把山外的一切文化都沉淀在这盆地中浓浓的酒坛里。集市上热闹非凡，茶楼外“龙门阵”听客熙熙攘攘。蒋兆和好奇地游历其间。他听说有画像人用炭精粉描摹作画，遂产生极大的兴趣，也仿效之。他曾回忆：“当时用擦炭画法给人写照很时兴，后来一位本家叔叔不知从哪儿打听到这种绘画的方法，就告诉我说要用炭精粉和削尖的笔在橡皮纸上作画。我没办法搞到炭精粉，就把燃烧着的大蜡烛对碗一薰，把碗中浓黑如墨的烟灰当炭精粉用，经此一试还可以，就开始动手给左邻右舍的朋友画起像来，同时也临摹一些山水花鸟画。泸县有一个春荣照相馆，知我能画，就同我联系为其修补布景，最初把锅底胭脂对胶来修补，效果还好，掌柜的很满意，又要求我给他画些照相背景。记得我画的竹石云雾，虚虚实实模模糊糊，灯光照耀下效果尚佳，他也很满意。我因此获得一些报酬来添补家用。”
　　穷则思变。也许是天赋使然，思变，驱使着年仅16岁的蒋兆和怀揣借来的50元路费，随着江上涌动的潮水，随着辛亥变革的脚步，加入到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批数百万从乡村流入城市谋生的“打工仔”的行列中。他怀着对春天的美好憧憬，闯进当时亚洲最繁华的都市大上海，向着更广阔的天地敞开了心扉：“余命属龙，云则升天，水则入海，可以翻天覆地，腾降自如，于是吞吐大荒焉。”
　　上海，确实成为蒋兆和“升天”“入海”“腾降自如”之地，也是他求学未成的社会大学。虽然刚开始的上海岁月里，少年蒋兆和便饱尝忍饥挨饿的滋味，有时甚至露宿街头，但凭着画炭像的本事，蒋兆和很快就在当时最时尚的先施百货公司找到份装潢设计的工作。他大胆创新，把中国字也写成像洋文那样的美术字，制成广告牌陈列在公司门前吸引顾客，结果效果显著。此举也算开一时风尚，从此中国美术字开始遍地开花。蒋兆和后来又进入新新百货进行专门的橱窗装帧设计，在广告设计、图案、装饰画里开始了他艺术生涯的青春期。
　　当时的上海各种文艺思潮都分外活跃，年轻的蒋兆和被深深地吸引到其中。中外画家的美术展览、各类世界美术名作的画册极大开阔了他的视野。16世纪的文艺复兴赋予他人文思想，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又给予他敏锐的目光。蒋兆和不再满足于炭粉画带来的愉悦，愈发感到其表现力的贫乏。他不断通过自画肖像来练习表现技巧，也开始借鉴西方美术技法，尝试油画创作和雕塑。晚年的蒋兆和在回忆录中写到：“我是没有进过美术学校的人，也没有经济条件去接受正规的美术训练，所以全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这点上可以使用社会生活的大学这个字眼，我上的正是这样一所大学。”
　　传统水墨人物画的现代革新
　　1928年，对于年轻的蒋兆和来说，是他一生中的转折之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外交博士黄警顽那里结识了徐悲鸿。爱才如命的徐悲鸿请蒋兆和留住于南京大学他的画库里长达两年，而后，又留于家中数月。蒋兆和有幸观摩徐悲鸿作画，并饱览他的收藏，两人还一起畅叙中国画业的前程。在恩师的引领下，蒋兆和从萌动开始走向成熟。1929年，25岁的蒋兆和带着极富浪漫色彩的两张人体变形图案画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展。他的前卫画风在众多才子之中脱颖而出，被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看中，一举成为中央大学助教。后经徐悲鸿介绍，他又成为上海美专的素描教授。
　　然而，一个画家的成熟，往往是以痛苦为伴的。尤其是人物画家，对人的关注，对人文的思考，会使命般地负重一生。20年代的中国，新旧势力激烈碰撞着，贫苦的中国民众在封建与殖民的双重重压下抗争着，蒋兆和亦在其中。他抱着求学、谋生、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份纯真，在大上海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背后，深深触摸到生活的残酷与寒凉。蒋兆和与数不清的棚户区的贫民一样，经历过乞讨、失业……他理想的明媚王国与现实的黑暗每时每刻都在猛烈地冲突。他说：“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众，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岂知人间之有天堂与幸福之可求哉？但不知我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同志们，又将作何以感？作何所求？于是我知道有些人是需要一杯人生的美酒，而有些人是需要一碗苦茶来减渴。我不知道艺术之为事，是否可以当一杯人生的美酒？或是一碗苦茶？如果其然，我当竭诚来烹一碗苦茶，敬献於大众之前……”蒋兆和开始将笔触对准他身边的贫民，与他们同呼吸，和他们挣扎的命运一起脉动，以写实主义的技法表现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
　　和他们内心的苦痛。1929年，他的处女作油画《黄包车夫的家庭》展出了。它的问世立即在美术界产生轰动。徐悲鸿说：“时代在变化，艺术也应该随着时代发展。像你这样从真人写生出发的，在中国还少见。”这幅表现高楼下贫民窟生活的画作标志着蒋兆和从“为艺术而艺术”转到“为人生而艺术”的理念变革，开启了蒋兆和艺术创作的全盛时期。从此，他把自己用心绘出的画作当一杯苦茶，奉献给饥渴的人们。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军在上海闸北轰炸，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大楼倒塌了。老百姓的平房沦为一片火海，孩子哭啼着卧在被炸弯的铁道旁，尸骸遍地，满目疮痍。国难当头，在上海美专任教的蒋兆和参加了19路军组织的临时宣传队。他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到沪西南翔前线司令部的小屋。蔡廷锴将军正在这里指挥作战。蒋兆和就在他身旁，用了三个上午的时间，完成了蔡将军的油画像。紧接着蒋兆和又为蒋光鼐将军画了像。这两幅将军画像大量印刷，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创造了当时发行量最高的纪录。
　　画像与19路军的精神感动了当时的中国，也使得蒋兆和胸中波澜起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以我们爱国热血染成我们最后一片光荣的历史。只有把我们殉国精神葬在四万万未死的人们心坎里。我们没有回顾，我们不管成败利钝，一刀一枪，死而后已！”这是蒋兆和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在难民当中不停地画着速写，不停地观察，不停地思索……战争，流亡，前所未有的触动，使他多年的艺术积淀犹如火山喷发了。凭着一支秃笔，一盒池墨，一卷豆纸，他为街头比比皆是的穷苦百姓写真。蒋兆和发现，芸芸众生性格各异，但抓住瞬间内心的精神世界，就能写出栩栩如生的神气。他摸索出先画眼神的勾勒法，抓住瞬间的灵感让纸上的人物迅速地锁定在各自的人格当中。他围绕着人物性格，在脸部特写，眼部刻画入微，而衣褶忽略而过……一张张不是素描、不是白描、如雕塑那样结实的人物画诞生了。1936年，是蒋兆和推出《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缝穷》、《卖报童》等一系列惊世之作的一年。他以独有的水墨技术表现逼真的现实生活的画风，得到了齐白石的热情鼓励。齐白石说：“兆和先生为吾友悲鸿君善，尝闻悲鸿称其画，今始得见所做人物，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内，此为中外特见，予甚佩之。”并题：“妙手丹青老功夫自有神卖儿三尺画压倒偕三人”。
   已有_COUNT_条评论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