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钤印作品拍卖收藏考察

 
《王羲之姨母帖卷》
 

 
《浮玉山居图卷》(局部)
　　刚刚过去的2009年秋季拍卖中，无论海内外，中国书画都是一片火红，其中尤以中国古代书画令人瞩目。所以如此，就在于一些清宫旧藏作品的面世，就在于作品上面那些沉着而又耀眼的乾隆鉴藏宝玺。
　　真的是一玺值千金吗？真的是一玺定乾坤吗？
　　著录手段的优与劣
　　在善本图书与书画名迹上钤印，以为鉴定、欣赏、收藏之标识，这在中国，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唐太宗自书“贞观”二字，刻子母连珠文印，四处加盖。宋徽宗的“双龙小印”、明代几个皇帝都用的“广运之宝”也是广为运用。当然，清朝乾隆皇帝在这方面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鉴藏印到底有多少，至今也没有个准数。除了当皇帝时常用的五玺、八玺，当太上皇用的印玺外，他还有用于纪录收藏地点的宫殿玺、用于表达欣赏状态的格言诗文玺，还有放置宫内各殿、避暑山庄、圆明园等处，以方便即兴创作、御题诗文时使用的印玺等等。据说，乾隆钤盖的鉴藏印，少则一方，多则十余方。
　　乾隆皇帝这些鉴藏玺用于何物、用于何处，都是有规定的。据故宫的专家介绍，《石渠宝笈》收录的书画一般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宫殿玺。如果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诸玺。《石渠宝笈重编》收录的又加钤“石渠定鉴”与“宝笈重编”玺。当了太上皇以后，乾隆又命人在一些作品上加盖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徵耄念之宝”诸玺。又据故宫图典经常引用的、清末民初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石渠宝笈所钤之玺》记载，乾隆鉴藏玺的使用格式是：作品“上方之左曰‘乾隆鉴赏’，正圆白文。左曰‘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文。左下曰‘石渠宝笈’，长方朱文。右下曰‘三希堂精鉴玺’，长方朱文。曰‘宜子孙’，方白文……”如此看来，乾隆鉴藏诸玺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制的，当年如果有人乱用，是有杀头之虞的。
　　可是，就是乾隆鉴藏印玺这样的重要标识，在许多宫藏作品上，不仅钤用混乱，而且体现了收藏者在妄自尊大的心理状态下表现出的无知放肆与品位低下。
　　在东晋王珣所书《伯远帖》上，应当左右分用的“乾隆御览之宝”与“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一顺而排在一起，完全没有了规矩。
　　在唐人摹本《王羲之姨母帖卷》(见上图)上，“乾隆御览之宝”骑盖在前三行字的上面，中间的空白处，又填上“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十分霸道。
　　在唐韩滉所作《五牛图卷》上，乾隆前后钤盖了至少八方印，把一张不大的作品填得满登登的，让韩滉笔下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消散了许多。
　　可怜莫过元代钱选所作《浮玉山居图卷》(局部，见图)，乾隆不仅在上面题了一首诗，还把他的鉴藏印玺加钤其上，把作品上部的所有空白处，塞得几无插针之处。
　　连乾隆皇帝喜爱的元代画家赵孟頫也难逃其辱。他的水墨长卷《水村图》不仅被乾隆题了两次“御题”，而且加盖了几乎所有鉴藏玺，多达十余方。
　　明代陆治所作山水《仿王蒙还丹图》上，“乾隆御览之宝”一方朱红方印，大大咧咧，盖在画蕊顶部正中，无异于当头棒喝。清代宫廷画家的许多作品都享受了这“五雷轰顶”。
　　长寿的乾隆几乎把宫藏的作品看了个遍，也钤了个遍。清雅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玺盖得满纸乌烟瘴气；清和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玺盖得四处壅塞淤堵；清朗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玺盖得垂头丧气；清逸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玺盖得浊气冲天；清新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玺盖得难以负重；清远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玺盖得暮气沉沉……中国古典书画艺术，除了那些不被乾隆看好的作品，如果不排除乾隆那些鉴藏印玺的干扰，便难以欣赏，难以让人获得审美的愉悦。
　　从这个角度来说，乾隆朝大规模肇始的收藏、整理工作，既让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很好的保存，也遭遇了空前的保护性劫难。
　　如今，在收藏群体浩浩荡荡的时刻，真让人担忧：在某个窗明几净之处，又有一方格调不高的收藏印信，被郑重其事地、难以逆转地强加在某一件前人的书画作品上，又一件艺术珍品被其心爱之人再一次作践，且难以避免。
　　所以，有必要吁请天底下的收藏家，切莫以乾隆为榜样，意气用事，把一己之喜爱附加在天下人的喜爱之物上。
　　鉴定手段的实与虚
　　流传有序，是当代收藏界的核心词汇之一，这是因为中国文物与艺术品被多年战争与贫弱打断了正常的流传秩序，这是因为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中有着太多的没头没脑的物件，这是因为境外的古董商人和境内的投机分子知道这个词汇沉甸甸的含金量与高速度的变现力。
　　乾隆鉴藏印玺正是这流传有序的最为有力的佐证。
　　殊不知，那些钤盖着乾隆鉴藏印玺的“古代书画作品”有着许多的故事，让人不可掉以轻心。
　　清代宫廷的收藏一些来自明朝内府所藏，一些来自入关后的搜罗，一些来自主政后的创造与制造，其中有好有歹，有真有假。康熙当政时，高士其为其张罗收藏之事。高士其不仅以次充好，而且以假充真，所以，在乾隆上台启动整理内府收藏时，匆忙间，也分辨不了多少是非，乾隆鉴藏玺下也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时候。
　　中华民国成立后，给了满清皇帝一定的物质生活保证，但也满足不了其骄奢淫侈的需求，所以，上自皇帝、下有太监，都把宫里的东西夹带着运出红墙变卖。故宫后门就有了文物市场。久而久之，宫里出来的东西满足不了宫外的需求，便有了仿造宫廷物品的作坊，也即人们常说的“后门造”。“后门造”不仅仿造宫造物品，也仿造宫藏物品。同时，北京琉璃厂一带则仿造小幅的纸本作品。多少年过去了，这些钤盖着乾隆鉴藏赝玺的作品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特别是那些出入豪门的作品也就身价渐涨，几至为真了。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除了清王朝的国玺外，那些以金、玉材料制作的、包括乾隆一些鉴藏玺被入侵者带走了。其中的一部分又辗转到了古董商人的手里，被运用在仿制中国古代书画的工作中。对于这些作品，今人难以分辨真假。
　　皇家用玺，材料不外金、玉、贵重木料，而工则是毫无艺术性可言的匠人之作。当年，因为皇威森严，无人敢仿。至如今，谁都敢为，更何况有照相制版、激光刻制、电脑控制等高科技手段，优质玉料随处可买，高仿的乾隆鉴藏玺也就不难见其踪迹了。
　　如此以往，那些造假的人有了高超的临摹技巧，有了优质的仿古材料，有了同样材质的乾隆鉴藏玺与印泥，有了严格的操作程序与高超的市场运作，甚至有了自己控制的“学术力量”，中国收藏界的未来之路一定不会是阳关大道。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港澳台的收藏界曾经因为保真等因素而追逐皇家收藏，追捧乾隆鉴藏印信。这些年，大陆收藏界也是因为保真等因素而正在重蹈他们的覆辙，
　　因此，我们有必要以国家的力量，以学术的力量，以正义与诚信的力量，加强研究，提高审美，不迷信古人，不迷信传说，包括不迷信乾隆和他的那些鉴藏御玺，给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营造一方纯净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