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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沦为市场的一串串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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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当代艺术似乎已成了一种类似广告公司或策划公司的综合能力竞赛。艺术家的工作是否有必要,或怎样才能不沦为在市场内玩弄的一串串诡计?
去年年底前在日本东京参与做一出名为《失家园》的戏。一起工作的除日本和中国港台的剧场人,还有印度和阿富汗的。各地各人带来的经验和故事交融在一起,在短短的十来天里酿成戏剧,生活和创造出剧场及剧场作品。
这样生成的剧场,不再是焦点透视下的古典剧场,而是复调叙事、拼叠画面的当代戏剧时空。从“家”出发的各种亚洲命运的叠加,唤起了对更为庞大和复杂命运的追究。剧中的独白如是问:“是因为要遭逢异族人贪婪的、好奇的、羡慕的、冷漠的、友善的眼光,而要巨变,而要背井离乡,而要商贾横行,于是才有了我们的亚洲?”那些天,戏剧、剧场和观演者们汇聚一起,大概成了这样一种努力:“在一场场的灾难、一段段的流浪、一遍遍的检查、一次次的发展之后,或许仍不太习惯,但终是要由我们自己的舌头与唾液搅拌,从嘴里吐出这古老的新家园的版图。”
这样的做戏方式严肃,然而又非常温暖。它不靠观念至上的闭门造车,而是有许多地方许多人的生动智慧集合一起。导演之一所住的印度东北省份阿萨姆邦,几十年来不少年轻人为了信念中的“家”,离家去打游击,叫做“去了山里”。去了山里的年轻人,有一天回来,却可能只是他们死亡的消息。日本的阿婆被送进养老院,可能太久没人去跟她讲话,我们的演员之一去访问她时,她“咦”“呀”“啊”,连回答的语言能力也没有了。另一位阿富汗导演萨利米,他曾被人用枪指在背后,让他逃跑。放走他的,是多年没见并从此不再见的少年时代伙伴的弟弟……这些孤立的事情,靠了剧场相互映照,它们就不再孤立存在。
我们会被什么东西打动?如果有以上的介绍,还觉得这种问题太抽象,那来点更具体的。我们显然、肯定会被天一样高的当代艺术品价格击中和打动,难道不是吗?
最近我就看到了最最著名的英国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作品,挂在上海新开的民生现代美术馆里。赫斯特的作品动辄以千万、亿来计价,值那么多钱,全都换成柴米油盐,简直不可想象。但它们跟“民生”有关吗?它们当然跟包括赫斯特在内的围绕作品的那个小圈子里的“民生”有关。但那些人似乎太少,他们的生活,与我们通常使用“民生”这种词汇时所指的不同。因此,我仔细地想了想,如果说赫斯特的作品跟民生有关,那只能讲,那些关于艺术应有的和可及的价格,反映在赫斯特的作品上,达成了资本世界对民生可以达成的最大限度的嘲讽。这种嘲讽伴随受虐快感,如广告效应般,并会撩拨起民生对资本情结的更大迷狂。
要是定神想一想的话,是我当真的文字游戏,与同样顶了“民生”两字的那家美术馆无关。万一有人看出性状有雷同,那纯属误读巧合。
有人认为艺术与民生无直接关系,有人认为关系直接。我相信一些站在更高处的人会这样说:不管你怎样理解或评议,都免不了是中了赫斯特的圈套。这些高人与其是为赫斯特,不如讲是在为自己得意,他们总想让两面三刀的后现代主义,同时又有高贵的精英面孔。然而,在这个“英国文化协会当代艺术珍藏展”上,关于赫斯特,你真的能够看到什么?那是一些经专家一导读,就变得非常不得了,挂在那里相貌平常的平面印刷制品。这些年来,专家们似乎总要告诉我们,看艺术,看到什么是不那么重要的。赫斯特的作品里或许埋了些英国社会文化史的脉络?恐怕不仅如此。当代艺术已经成了一种类似广告公司或策划公司的综合能力竞赛,逼得有些艺术家索性改名称自己就是“公司”了。赫斯特当然不需要费这心机,他在那类搏杀中早就杀出重围,遥遥领先了。
在民生现代美术馆里,刨去赫斯特等,“珍藏展”的楼底下那一层,仍让我看得兴趣盎然,觉得好玩。我开始有些摸不着头脑,想那么些半开玩笑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是要干啥。比如一件做成像香烟外形的花篮,标明了是用来向一位一百零几岁高龄过世的老烟民致敬;一些仔细绣制、纹样女性化的衣服,是每年还要穿了参加评比的英伦某地男人的摔跤服;另外还有人造大象、扮鬼脸锦标赛的照片、乡村稻草人和南瓜人集锦以及个性化摩托车头盔等。它们充满乡土味和生活气息,有趣味和创意。它们充斥那个宽大的展厅,是邱志杰的“总体艺术”吗?那一大摊英国杂碎,相比起来显然要幽默和自然得多。这些原来是艾伦·凯恩(Alan Kane)和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两位艺术家,通过收藏组成的《民间档案》。
从这些展品我可以联想到一些有幽默感的人,在英伦岛上过着朴素的、价值观明确的生活。那类生活与亚洲人的动荡和变迁似很不同。
收集人凯恩跟记者讲,他们专门收集不是政府主导的“那种带商业味的”的东西,而是他们认为好的民间当代艺术品。这一句话里有两层意思与我看法相近。其一,当代艺术是以“当代”时间来划定,而非现在艺术圈中主导的,要以由少数人掌握的所谓的“当代性”来甄别。其二,提醒了当今资本主义时代,主导牟利、逐利和商业迷狂的正是“政府”。
去年在东京的《失家园》,与这次看到的《民间档案》,在我这里已然形成某些联想。我想,艺术家的工作是否有必要,或怎样才能不沦为在市场内玩弄的一串串诡计?赫斯特先生在这个时代的经营成功,当然是对我的疑问的否定,而且绝对有分量。所以作为时代最敏感的心灵,艺术家们早就排长了队,等着将自己的那些蛆,化成一只只最猛的扑向腐肉的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