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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宝浮沉：大盂鼎 大克鼎流传记(图)
来源/作者：网络 |
本报记者 董少东
鼎，《辞海》上的解释是，青铜器之王。
中国青铜重器中，大盂鼎和大克鼎，是两件被称为“重器鸿宝”的西周铜鼎，与毛公鼎一道，并誉为“海內三宝”。如今，这三只宝鼎分别藏于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作为镇馆之宝，引人们驻足、流连、惊叹。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盂鼎和大克鼎在清晚期出土后几经流转，曾经归一人所有，聚首北京；出土自陕西的二鼎，又曾经被深深掩埋在苏州一条幽静小巷深处，躲过了侵华日军的劫掠。
1951年，大盂鼎、大克鼎鸿宝重现。鼎身上清晰的铭文和斑驳的铜锈，默默诉说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而它们出土后的坎坷命运，隐隐折射着中国近现代的百年沧桑。
掘地藏宝
1937年的农历八月十八，子夜时分。
中秋节刚过，月亮亮似银盘，为已经陷入沉寂的古城苏州洒下如霜的月光。
在这座古城中心，一条名叫南石子街的小巷深处，五个身影借着月色，在一座深宅大院中窸窸窣窣地忙碌着。
宅院的女主人叫潘达于，就是她在指挥着一项绝不能被外人所知的工程。参与者是她的姐夫潘博山及姐夫的弟弟，还有两个家中的木匠长工。
一间屋子地面正中的方砖被撬开，露出两米见方的一块土地。四个男人轮番上阵，用铁锹向下挖掘。
寂静的夜里，若有金石碰撞之声必为左邻右舍所闻。四个人的动作都是轻手轻脚，悄无声息。挖掘出的土石，或铺在院中大松树下，掩做培土，或四散在院落东侧的私家花园中，不留任何痕迹。
足足挖了两夜，几个人才在屋中掘出了一个一人来深的土坑。两个木匠把事先钉好的一个木箱置入土坑。随后，几人合力从旁边的屋子中抬出了一个巨大的青铜鼎，慢慢放入木箱中。另一只体积、重量相差无几的大鼎也被抬出，呈对角线放入了木箱。
这两只青铜大鼎，即为大盂鼎和大克鼎。到潘达于这里，已在潘家传了三代。清朝晚期从陕西出土的这两只宝鼎，再一次被掩藏于地下。潘达于寄望着这个“大土坑”，能够让两只家传宝鼎躲过日益迫近的战火。
1937年的那个中秋节，没有让中国感受到任何节日的喜庆。中日淞沪会战激战正酣，焦灼着每个中国人的心。距离上海不足一百公里的苏州，从战事一开便被列入战区。战争的阴云早已把这座秀美的江南古城变成一座危城。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打，8月14日苏州即遭到日军飞机轰炸。
至9月时，淞沪会战进入胶着状态。战局风云莫测，上海危在旦夕，而苏州已成累卵之势。姑苏古城，几乎每天都在日本航空炸弹的爆炸中震颤、呻吟。
在兵荒马乱带来的惶恐中，潘达于本已随着亲友逃到太湖边上的光福山区避难。但终究放心不下藏在家中的宝鼎，中秋节前，又冒着轰炸偷偷跑回了家。
家中所藏文物古董、古书字画数量甚巨，特别是大盂、大克二鼎，至为珍贵，又体型巨大，仓皇逃难，不可能将其携在身边看护。万般无奈之下，潘达于想出了将它们埋藏在地下的主意。
然而这个办法是不是能够确保两鼎安度战乱无虞，谁也不敢保证。
2007年8月，潘达于老人以102岁高龄与世长辞。老人的孙子潘裕达今年都已经年过花甲，他与潘达于共同生活时间最长。埋鼎之日距今已七十多年，潘裕达这样对记者说：“好婆(奶奶，苏州方言)回忆往事，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埋鼎的那两个晚上，每次说起来都仿佛历历在目，每次提起来又后怕。那个战乱的年代，走漏一点风声，大盂鼎、大克鼎肯定就留不住了。”
在潘达于的记忆中，那两个晚上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只是洒下的月光泛着惨白，在寂静的夜里更让人心生凉意。
明亮的月光，倒是为埋鼎的五个人提供了天然的照明。因为日军轰炸，电灯早已断电。为了避免在夜色中引人注意，五个人干脆连蜡烛也没有点，两晚的忙碌，全仗月光。
大盂鼎和大克鼎放到木箱中后，他们又在木箱的空隙处，安放了一些小件青铜器和金银物件，左右再以旧衣物塞实。最后，木匠把木箱盖封好，平整泥土，上面再按原样铺好方砖。
潘达于又撮来一些浮土，在方砖上撒了一层，用笤帚轻扫几遍，用浮土填实方砖间的缝隙。这片地面就看不出任何撬动过的痕迹了。
这还不算，潘达于选择的埋鼎地点，处于庭院第二进院落正房的堂屋正中，原本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埋好鼎后，潘达于把这张八仙桌摆放回原处，又添了一道遮人耳目的掩护。
知道埋藏宝鼎秘密的，只有经手埋鼎的五个人。潘达于找到的四个帮手，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潘博山及其弟弟，是潘氏宗亲中至亲至近之人，潘博山还是潘达于的亲姐夫——潘达于娘家姓丁，其姐姐丁燮柔也是嫁入潘家。这两人自然可以放心。
那两个木匠，是潘氏大家族的长工，为人忠厚。为了保密，潘达于还对两位木匠师傅承诺——潘家会奉养你们一世。而这两位木匠，真的对埋鼎一事
守口如瓶，始终未向外界吐露半字。
所有的工作做完，意味着两只宝鼎从此从世间消失。曾经让潘家荣耀无比的“海内三宝有其二”之说，似乎就只剩一个传说。
“海内三宝，潘有其二”
大克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该馆坐落在繁华的上海市中心，高楼林立的现代建筑丛林中，上海博物馆古朴庄重的中国古代青铜大鼎造型颇为惹眼。在这座号称“收藏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半壁江山”的博物馆中，大克鼎亦是当仁不让的镇馆之宝。
大盂鼎，原本也是上海博物馆藏品。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大盂鼎入藏国博至今，同样也是馆藏重器。
而这两只国宝级旷世文物，在百余年前居然能够同归潘氏一门所有，单这一点，已足令人惊叹。
苏州自古就是人才辈出之地，在这座“朱户千家室，丹楹百处楼”的古城里，潘氏家族仍算得上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有所谓“苏州一座城，潘氏占一半”之说。
潘氏有“富潘”和“贵潘”之分，富潘以经商致富，贵潘因科举及仕途显赫而闻名。在清代中晚期的百余年间，潘家共有35人金榜题名，其中有1名状元、2名探花，在官场中有4人是正从二品以上的显贵政客，各地的中下级官吏更是数不胜数。“贵潘”一脉的为官之人，做遍了清廷六部九卿百官(文官)。当时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誉。李鸿章曾为潘家题匾：“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
清咸丰二年，潘家祖字辈中的潘祖荫，高中探花，后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
潘祖荫不但在官场上位极人臣，同时又是当世著名的金石、书画、古籍版本收藏家，只要听说有善本图书、青铜文物，就“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潘祖荫在北京为官期间，居于米市胡同，府中有专藏珍本书籍的“滂喜斋”和专藏青铜器的“攀古楼”，所藏图书、金石之富冠绝于世。据说，因为对文物有着火眼金睛一般的鉴别力，他在收藏界还有个“潘神眼”的外号。
而潘祖荫的“神眼”不但能鉴文物，识人更是独具慧眼。“晚清三杰”中最放异彩的左宗棠，由一介书生而出将入相，彪炳史册，就与潘祖荫的鼎力举荐大有关系。潘祖荫也因对左宗棠的举荐，而得到了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藏品。
话还要从左宗棠尚未发迹时遭遇的一次危难说起。清咸丰十年，在湖南巡抚幕僚府中襄理军务的左宗棠，因为恃才傲物，触犯官场众怒，遭人上奏诬告弹劾。咸丰皇帝命湖广总督密查左宗棠，如确有不法之事，可就地正法。
就在此时，与左宗棠并没有直接交往、却深知左宗棠才能的潘祖荫站了出来，三次上疏保荐。后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对左宗棠的赞誉之词：“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即出自潘祖荫之笔。
后来，左宗棠平步青云，终成一代名臣。而对在关键时刻向自己伸出援手、仗义相救的潘祖荫，左宗棠自是感恩戴德。清同治年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西安得到大盂鼎，将其赠给了潘祖荫。
大盂鼎是西周周康王时期的重要青铜礼器，也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最大的一件铭文铜鼎。大盂鼎通高1米有余，口径近80厘米，重逾150公斤。鼎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整个大鼎工艺精湛，造型雄伟凝重，自成威仪之象。
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出土，在当地的士绅、官员手中几经流转，后被左宗棠幕僚以700两白银购得，并献给了左宗棠。左宗棠知道潘祖荫是当世收藏大家，爱青铜器如命，遂以大盂鼎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
潘祖荫得到大盂鼎，自然喜不自胜。他请晚清金石大家王石经操刀，给大盂鼎专门篆刻了一颗“伯寅(潘祖荫字)宝藏第一”的巨印。
据后人考证，潘祖荫得到大盂鼎是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16年后，他又得到了另一件旷世奇宝——大克鼎。
大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径75.6厘米，是仅次于大盂鼎的西周第二大青铜器。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祭祀祖父所铸，距今有2800多年。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字体工整，笔势圆润，是青铜器铭文典范之作。
大克鼎于1890年(一说1889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一同出土的是一个青铜器物群，据传总数超过千件，当日即被瓜分，四方流散。其中器型最大、最为华美的大克鼎流入天津，被金石收藏家柯劭忞购得。
柯劭忞是潘祖荫故交。得知柯劭忞有大克鼎入藏，潘祖荫欣羡不已，几番登门拜求，终于重金购得。
至此，大盂鼎、大克鼎两大青铜至尊礼器同归潘祖荫所有，“攀古楼”所藏当世无出其右者。潘氏一门，至潘祖荫一辈，官爵位极人臣，家藏富甲天下，可以说达到了家族荣耀的顶峰。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则衰”，潘氏家族的辉煌顶峰也是衰落的开始。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年底，潘祖荫撒手人寰。潘氏一族再无入朝为官之人，原本庞大的家族也变得人丁零落。
藏于北京“攀古楼”中的大盂鼎、大克鼎，失去了权贵主人的庇护，在乱世之中，无异于被豺狼环伺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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