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手卷长：羲之书艺传

　　拜望著名书法家林仲兴先生，他正与一位收藏家观赏书法长卷，见我进来，忙招呼道：“快来看马公愚的作品，其中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哩！”原来是马老1967年的临作，是他根据一千多年前日本平安朝时期的无名氏书法家所临王羲之书法来临写的。临本为27.5×197.5厘米(图为局部)，后附长跋(27.5×38厘米)及致任政的信(30.5×27厘米)。由于真迹早已湮灭不存，即使是临本也显得十分珍贵。
　　王羲之书法从我国唐太宗时开始，就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唐玄宗天宝12年(公元753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包括《丧乱》等帖在内的大批王羲之法书。那时，日本奈良有个著名的佛教寺院大华严寺，因地处京都之东，又名东大寺。寺中设“正仓院”，专门收藏历代天皇过世后的“先帝珍玩之物，内司供奉之物”，仅据该寺“献物账”(即藏品目录)所载，即有王羲之法书二十卷三千余行之多。于是，日本书法遂大兴于平安朝(794-1192年)时期，学习王书的人不计其数。
　　随着时代变迁，沧桑反复，王羲之法书大量佚失。据查，目前日本仅存《丧乱》《孔侍中》等七帖24行，国内也不过《快雪》《奉橘》数帖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后人只能退而求其次，把目光转向了较接近原作的临本上。
　　据日本二玄社原总编辑西岛慎一先生在《日本的中国书法史》中说，平安朝时盛行写经，东大寺培养出了许多写经僧。他们刻苦练习中国书法，主要是王羲之书法，留下大量临本。寺方因此选择临得好的，较接近原作的印成《正仓院藏墨》。这些人名虽不传，但造诣都很高。正是他们，让后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全面地感受到了王书的艺术魅力。
　　在近代中国，马公愚(1890-1969)是传承王羲之书风的代表人物，与沈尹默、邓散木、白蕉齐名。晚年尤其醉心《丧乱》《孔侍中》等七帖，朝夕临写。常说：“所有字帖我都临过，只有二王帖及汉碑百临不厌。”1967年，他偶然看到这件日本无名氏的临本，推崇有加，不顾78岁高龄且衰病在身，认真临写，还题了长跋250字。跋中写道：“(王羲之书法)仅东大寺所藏，据其目录载卷一至十凡四百十行，卷十一至六十目录佚，亦当有二三千行。此所临者或在其中”。跋中又说：“此临书人名虽不传，其于右军书用力之深，良堪叹服。”可见评价之高。由于所临的王羲之原件国内从未见过，所以跋中说：“喜其可补我国之阙也，爰临一通，务求其肖，不参己意。孙过庭所谓‘拟之者贵似’也欤！”在马公愚先生看来，此临作在我国重现，已经具有书法史上的重大意义了。
　　对于这件临作，马公愚是十分珍爱的。但他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为了不让它流失，经过再三思虑，认为唯有交到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任政先生手里才放心。他当即修书一封说：“我衰耄多病，崦嵫(传说中日没的地方，此喻人去世)日迫，是否能活几年不可知。几年之后，此卷终为他人所有。不如在我未死之前，赠之足下，归于真赏者之手……”写毕，让他晚年的学生林仲兴先生携信和长卷送到任政先生家里，令任先生感动不已。两年后，马老逝世了。
　　40多年后再回忆此事，林仲兴先生依旧记忆犹新。他说：“那时马先生已不能执笔，只能倚在床上对我讲授书理，研讨艺事。但他还在为保存文化遗产而操心。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后辈缅怀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