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权威学者：唐代钱币曾经是国际货币

漓江出版社“丝路译丛”推出《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

《唐风吹拂撒马尔罕》［意］康马泰 著 漓江出版社 　　
丝路文化研究正在成为世界的热点。日前，漓江出版社推出“丝路译丛”，其作者来自俄罗斯、法国、乌兹别克斯坦、美国、意大利等国，都是世界级的东方学专家和丝路艺术史家，每一位都亲身参加国际考古队在中亚五国联合国遗址的挖掘工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是国际学界公认研究丝路的权威学者。 该丛书中的研究文章，以及大量插图展示的壁画、佛像、珠宝等，不仅展现了世界最新的丝路文化研究成果，揭秘了“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历史悬案，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唐代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与中亚诸文化的密切关系。
　　记者欧阳春艳
　　丝路文化研究正在成为世界的热点。日前，漓江出版社推出“丝路译丛”，其作者来自俄罗斯、法国、乌兹别克斯坦、美国、意大利等国，都是世界级的东方学专家和丝路艺术史家，每一位都亲身参加国际考古队在中亚五国联合国遗址的挖掘工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是国际学界公认研究丝路的权威学者。
　　该丛书中的研究文章，以及大量插图展示的壁画、佛像、珠宝等，不仅展现了世界最新的丝路文化研究成果，揭秘了“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历史悬案，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唐代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与中亚诸文化的密切关系。
　　武则天与唐高宗壁画现身撒马尔罕古城
　　从地图上看，粟特是欧亚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区。粟特现在的地理区域，西边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境内，东南部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粟特壁画中最有名的要数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壁画。大使厅建筑遗存之所以被学界称为“大使厅”，是因为该厅壁画展示了盛唐时来粟特的各国大使和当地的宫廷生活，该壁画由粟特画家完成，却带有鲜明的唐代绘画元素。在大使厅西墙，唐朝的使团手持蚕茧、生丝、白绢，与来自波斯、吐谷浑、高丽等国的使臣，在突厥武士的陪同下一同拜谒粟特王，共庆波斯新年“纳乌鲁兹”。
　　2002年，日本知名学者影山悦子指出，大使厅北墙所画的则是盛唐气象，墙面由垂直水面分成两部分：左半边是湖水，龙舟上乘坐着巨大尺寸的武则天，伴随着宫女，正在向水中投掷粽子，吸引鱼群；右半边是巨大尺寸的唐高宗，正带着随从在上林苑猎豹，人马杂沓，人物清一色是男性。
　　影山悦子还推测，粟特画家可能只是听了去过长安的胡人描述端午节的唐朝宫廷场景，揣摩着画出了唐高宗猎豹和武则天乘龙舟的画面。对于伟大的“天可汗”唐高宗——丝绸之路上粟特商队最强有力的保护人和盟友，粟特人心怀感恩，在大使厅壁画上歌颂一番也是合情合理的。
　　意大利考古学家康马泰则进一步根据历法推算，端午节在盛唐时期，恰好与大使厅西墙和南墙描绘的波斯新年时令重合。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北墙壁画重现了端午节在盛唐时候的场景，这对于汉学家而言特别有价值，因为在中国本土，并没有一件描绘端午节的唐代艺术品存世。
　　中亚钱币上曾用汉字
　　根据最新的丝路考古成果研究，中国钱币渗透至西域的过程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公元前118—581年的五铢币和王莽改制时期的货泉币；第二个时期是公元7世纪—8世纪期间渗透至中亚的唐代铜币，这种铜币对西域中亚复杂的货币系统影响巨大，尤其对粟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时期，中国钱币的流通范围更为广泛。同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的钱币一起，唐代钱币是作为国际货币被使用的，它们为伟大丝路上的贸易活动服务。当时流通至西域的唐代钱币主要为三种：最常见的是正面方孔四周印有“开元通宝”四个字的钱币；还有一种唐代钱币印有“大历元宝”字样；第三种钱币印有“乾元重宝”字样。
　　目前，一共有三十件左右的唐代钱币在丝路被发掘，它们都是在古城遗址和定居点的文化层被发掘出来的，比如舒拉卜库尔干遗址的住房内。这说明在西域中亚，唐代钱币确实是被用作市场流通货币的，使用唐代钱币的区域包括七河、费尔干纳、石国、粟特、北吐火罗斯坦。唐代钱币的这种分布说明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之一穿过这些地区，中国商品经过这里流通到吐火罗斯坦随后到印度。玄奘和尚在公元630年左右就曾经过这条路前往印度取经。
　　唐代钱币的重要作用还在于对中亚钱币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大约7世纪左右，在粟特发行了带有粟特文和汉字的双语钱币：在硬币正面就如唐代钱币一样印有四个汉字“开元通宝”，而在反面则是粟特伊赫昔迪的文字。
　　粟特商队首领晚年定居中国北朝
　　在日本Miho博物馆，收藏有十一块汉白玉石屏。其中一块石屏上有火坛祭祀的场景，还有其他十块石屏上则描绘了信仰葬仪、帐篷行旅、旷野狩猎、宴饮歌舞、骑马出行等场景，以及一个大象巡游，一个牛车出行场景。根据图像风格和材质形制，考古学者们判定这组石屏来自北齐（550—577年）或北周（551—579年）的某一处中国北方墓葬。
　　但专家们同时惊奇地在石屏上发现，葬礼上的祭司在圣火坛前用小棍拨弄火苗，此刻祭司的身后，一群人正在用小刀在脸上、耳上划出血痕，来表达对亡灵的哀悼之情。这说明，这应该是一场波斯文化圈的拜火教葬礼。
　　他的身后居所除了石棺屏风上的场景较为粟特化之外，为何其他墓葬图像充满了更多的汉化元素？这样远距离的文化碰撞，引发了专家们的好奇。谁是这个墓的主人？遗憾的是，在阅遍了十一块石屏风之后，专家并没有在画面上发现遗体。创作这十一块石屏的石匠根据墓主人家族的要求，刻意没有描绘躺着的遗骸。
　　专家们根据有限的证据进一步分析，拜火教徒如果是因传染病而暴亡，家人也会把他送到山野，让祭司点燃圣火坛，行礼如仪。但是同一块石屏上还描绘了篱笆里的骆驼和驮载了货物的马匹，似乎暗示着亡者家人并不打算把遗体弃之山野，而是带回去建造墓冢来安放。
　　最终专家们认为，石棺屏风的主人很可能是曾跋涉千里丝路的粟特商队首领，晚年定居在中国北朝，远离了中亚故乡。石屏描绘的场景，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入华粟特人在北朝生活的鲜活画卷。
　　在读
　　@鹦鹉史航：读《焦菊隐论导演艺术》。其中有一封了不起的信。是焦菊隐先生写给于是之、叶子的一封信，满纸都是严厉的斥责，可称痛心疾首。读完，你会知道当年北京人艺为什么会成为北京人艺。于是之和叶子，当然很爱戏剧。于是之是我的神啊！然而我的神被他的上帝斥责了，我相信我的神会心服口服，因为，写信的人是焦菊隐，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演员向评论家无端妥协。
　　@遇书房：读《银翘集》，杨宪益著。杨先生貌似散仙，其实通人，读书多而经历亦富，于是心中无有不明白的事情。当代诗人中——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诗人——他与聂绀弩都是另类，体近打油，以滑稽突梯之辞，写沉郁悲切之文，不妨作诗史看。
　　@东漂学童：在我的读书经验里，很多经典跟着曾国藩和周作人的指点去读不会错。尤其是知堂，不论古籍还是西方的经典，他知道得太多了。博学无双的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当然更是浩瀚无边，文史哲无所不包。不过他们都有各自关心的重点，读了他们推荐的书以后，还是要自己去觅食。
　　@鹿鸣之什：王德威的作品里，最喜欢《历史与怪兽》和《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两部有点邪的文论，发掘出近现代文学中难得的邪性一面，和晚清小说中少见的现代性因子，这样的文论读起来精彩感慨，没想到中国温柔抒情的历史背后，还有这些让人激动的一面，而且王德威的文论写得精彩如小说，论述的作品也眼馋得让人想看。
　　@茨冈女神：失眠读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希冀从平淡的文字里找到睡意，结果读到一段话，不禁莞尔，更睡不着了——相传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写了一首三节联韵诗，自鸣得意，征求诗人批评家布洼娄的意见，布洼娄说：“陛下无所不能。陛下欲做一首歪诗。果然做成功了。”
　　@欢喜的大L：人生，总有那么一点来不及。千万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读《步履不停》（是枝裕和 著），很喜欢这种细腻的作品，没有惊涛骇浪般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油盐酱醋的家庭琐事，一切都是那么真实，那么美好……
　　@精典书店：《慈悲与玫瑰》。熊培云的文字，既犀利警醒，亦满怀深情；既有学者的明辩理性，亦有诗人的云端浪漫。给读者以智性启发，审美愉悦。除了文字、观点本身带给你的冲击，更重要的，《慈悲与玫瑰》一书中诸种意象所呈现出的敞开的多义性，将为你启开延伸阅读之路，让你对那些既成定义重新梳理，张开一切感知细胞，在这场智力与意志的交流中觉醒，并以玫瑰为喻，从此踏上漫长的精神之途，和缘遇的众生一道，追寻美好新世界。
　　（记者周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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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出玉门关，眺望撒马尔罕
　　万里欧亚丝路上，中亚五国地处十字路口，北接草原，南往印度，东邻汉唐，西连波斯、地中海。历史上的粟特九国，是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一片肥美绿洲，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而撒马尔罕古城正是粟特九国的文化中心。两千年来，粟特绿洲曾被波斯、希腊、贵霜、白匈奴、突厥、阿拉伯等邻国征服，也曾进入大唐帝国版图近百年（658—751年）；这里文化土层深厚，历来是欧亚各国考古学家目光之所聚。如果说从长安到罗马的万里丝路是一根足够长的杠杆，那么中亚粟特学则被国际学界视为撬动整个欧亚丝路的支点。
　　从文化地理上说，中亚五国如同打开的扇面，扇骨的轴心就在敦煌。当年汉唐帝国首都长安和洛阳，因为路途遥远，不能直接沟通西域三十六国；而作为汉唐帝国海关，敦煌地处河西走廊，中原与西域的文书都通过敦煌这个重镇来传达。欧亚丝路的希腊、波斯、印度、草原文化遗产，随着丝绸之路的使臣、工匠、僧侣、商队，经由中亚传入敦煌，经历了汇聚、凝练、衍变，与汉唐风俗糅合为一。
　　敦煌，汉唐帝国给入华中亚人发放“签证”的地方。粟特人从撒马尔罕、碎叶城，经喀什、和田、龟兹、伊犁、吐鲁番进入敦煌，就开始需要使用汉文，也会被编入户籍、定下姓氏。如十六国的后赵国王石勒，祖先来自石国塔什干；盛唐将军安禄山，祖先来自安国布哈拉。来自撒马尔罕的胡旋女，也在敦煌壁画上留下身影，在佛国莲池前如风旋转。而几乎与此同时，在撒马尔罕的大使厅壁画上，出现了唐高宗上林苑猎豹和武则天曲江池划龙舟的场景，两地遥相呼应。
　　（节选自序言，作者为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