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学徒的无奈

　　

    本报摄影记者/杨彦如今瓷器造假不仅技术越来越高，手法多种多样，更有甚者自己出书，把假的写成真的蒙骗大众。据徐国喜透露，这类造假者出书的数量能达到所有瓷器类书籍的30％到40％之多。因此他建议藏家购买古玩瓷器的时候，还是要认准名望较高的文物商店，并且找一两位行家帮忙把关。
    一副厚重的粗框眼镜和一把小型带灯放大镜是古玩鉴定家徐国喜的标志。每每有人拿来一件瓷器或玉器请他鉴定，徐国喜总是不紧不慢地把放大镜贴到他厚厚的眼镜片前，再凑近到器物周身游走一遍，就有了结论。通常在这之后，徐国喜还会意犹未尽地在一些细部上再多看几眼。鉴定这个过程，徐国喜非常享受。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64岁、生活宽裕，却还整日往外跑，给人上课，帮人鉴定。
　　从18岁进入古玩商店拜师学艺，到60岁从上海友谊商店退休，徐国喜浸淫古玩行业42年，可算是民间古玩鉴定界的前辈级人物。
　　在他眼中，古玩鉴定家一要见得多，二要记忆好。徐国喜见过“文革”前沪上众多大收藏家珍藏的近万件瓷器古玩珍品，尤其对一些罕见的精品过目不忘。他的脑袋犹如一个大型资料库，任何一件东西到他手里，只要与资料库中的真品一比对，真假好坏就一目了然了。
　　“末代学徒”
　　全国最懂古玩的人集中在四个地方：北京、南京、沈阳和上海。前三者都是古都，皇城根儿里好东西多，自然懂行的人也多。而“文革”前，上海是资本家、企业家、艺术家的聚居地，这些人通常也是大收藏家。
　　徐国喜外祖母的娘家也是当时上海滩上颇有地位的人家。儿时的徐国喜去舅公家玩耍，常常流连于他家里数不清的古玩瓷器。后来，长大一点的徐国喜跟着父亲到淮海路上班。坐在有轨电车上，徐国喜一路数着淮海路上“几十家首饰店，十几家古玩店”。那里，成了他的乐园。巧的是，18岁中专毕业后，徐国喜竟然被分配到其中一家“新龙古玩店”工作。这令徐国喜欣喜万分。
　　1962年，全国大大小小的古玩店实际上已经收归国有，然而由于“新龙古玩店”是世代相传的老字号，因此牌子和原来的私方经理都留了下来，古玩行当的学徒制也保留了下来，只是国家又给店里配了一位公方经理，子承父业的传统也一并打破了。于是原来的老板袁昌泰便把刚刚收下的这位小徒弟当作自己儿子一样教导，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事业。从此以后，徐国喜每天吃在店里、住在店里，算是搭上了学徒制的末班车。
　　仅仅过了一年多，“新龙古玩店”就正式并入了国家文物商店，徐国喜和袁昌泰的师徒缘分也告一段落。然而徐国喜在这一年里学到的东西，却是其他经历都无法比拟的。
　　徐国喜说：“当时古玩商店里东西比较少，好东西都在大藏家手里，我师父就对我说，你要看到好的东西，必须到大的收藏家家里去。”袁昌泰祖上世代经营古玩店，上海的古玩收藏大家，如盖叫天、薛贵笙等，几乎都是他的故交。于是袁昌泰就带着徐国喜一家一家地拜访，藏家们买袁昌泰的面子，都给予了热情的招待。
　　徐国喜还记得第一次拜访的是京剧名角盖叫天在东湖路上的大洋房。当时盖叫天正在庭院里翻跟斗。袁昌泰跟他说明来意后，盖叫天很爽快地对徐国喜说：“你尽管看，就是要小心不要打碎，你不懂可以问我，还可以请你先生讲给你听。”
　　于是师徒二人如同逛博物馆一样，师父边走边讲，徐国喜则边看边记。“盖叫天家有两三间大房间专门用来放古玩。打开门四周都是古玩，地上也都摆满，瓷器少说也有几千件。”师父指着其中一尊明朝瓷器大家何朝宗所制的白釉达摩像说：“这是明朝德化窑珍品，而且又是大家之作，你要仔细地看，认真地记住它的特征，包括它的釉、胎、造型和面相，以后你看到假的，就会发现不一样。”
　　徐国喜端详这尊达摩像。只见其釉色呈象牙白，滋润肥厚，此釉色在建窑中是属于最上乘的。达摩面相自然、慈善，非常富态。衣着飘带潇洒自如，线条简单而不繁复。佛像背后有“何朝宗”三字葫芦型的落款。整尊佛像的胎质厚、胎色白中透红。乃是一件明朝珍品之作。
　　徐国喜仔细记住了这些细节，晚上回到店里还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他把当天所见、所学一一回顾了一遍。就这样，一年下来，徐国喜不仅见到了别人都见不到的好东西，而且上手的瓷器数量达到近万件之多。尤其是对较为珍贵的瓷器他都深深地印在脑海中，至今难以忘怀。
　　“文革”后，当时这些大藏家的藏品纷纷流散到各处，有的到了国外，有的进入博物馆。如今已很难再找到藏品数量如此之大的私人收藏家，而像何朝宗达摩像这样的瓷器珍品也已经非常罕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如同这些藏品一样，藏在徐国喜脑中的这本瓷器档案也愈发显得珍贵。
　　耿直的鉴定师
　　近几年来，徐国喜在市场上常常见到何朝宗的仿品。有一天早上，他在城隍庙福佑路小商品市场的“鬼市”里就看到了一尊仿何朝宗观音像。徐国喜一看，这尊观音不仅神态不自然，而且胎质、釉色都明显存在问题。“它的釉色偏青，而不是象牙白。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它是后仿的。明朝是没有这种偏青的釉色的。”
　　像这样的仿品在徐国喜眼里只算是低层次的仿品。如今瓷器造假不仅技术越来越高，手法多种多样，更有甚者自己出书，把假的写成真的蒙骗大众。据徐国喜透露，这类造假者出书的数量能达到所有瓷器类书籍的30％到40％之多。因此他建议藏家购买古玩瓷器的时候，还是要认准名望较高的文物商店，并且找一两位行家帮忙把关。
　　徐国喜见过很多藏家，在瓷器上投资了数百万元，请他过去一看却发现全是赝品。遇到这种情况，其他鉴定师往往会碍于情面不点破实情，而是委婉地说“这件东西你可以自己玩玩”。但是徐国喜却总是直言不讳。“你不相信，我们可以保留意见，但是你要我说它是真品，我绝对做不到。”
　　5年前，一位藏家从市场上买来一件明宣德青花缠枝莲大盆，请徐国喜帮忙看鉴定。徐国喜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是一件高仿。它的造型、纹饰几乎和真品相差无几。但是它的青料却露出了破绽。
　　明朝的青料都是进口自伊朗，分苏泥勃青和乌苏里青两种。这两种青料都含有氧化铁的成分。所以如果是真品，烧制以后，氧化铁会均匀自然地分布于釉下，呈深黑色，并且在边角处略带浅咖啡色。但是后仿品所使用的青料本身不含有氧化铁。造假者也注意到了这点，于是在用青料绘好纹饰后，另外又补上了少许氧化铁。这样色彩是到位了，但是却有一个无法弥补的破绽。由于这层后加的氧化铁在瓷器表面上形成了突起，因此上釉后釉彩会顺势淌下。于是最后的成品中，氧化铁全部暴露于釉上。
　　这位藏家买来的缠枝莲大盆，正是这种情况。藏家原以为自己买来一件珍品，还满心期待着徐国喜的认同，不想等来的却是徐国喜的这番评价。他心里当然十分不快，于是又请来了其他专家鉴定，结果还是同样的结论，才不得已接受了这个事实。
　　古玩价格的“操盘手”
　　深究古玩造假的背后，无非是一路攀升的市场价格在诱惑着造假者。而价格上涨背后的一连串因素，徐国喜最为清楚。
　　1965年，年仅21岁的徐国喜晋升为上海文物商店的部门主任；1970年，在古玩一律被贴上了“四旧”的标签不允许在国内经营的情况下，徐国喜又来到专营出口的友谊商店出任古玩部经理，继续经营古玩。
　　这两个商店坐拥上海当时最大的两个古玩仓库。曾经领导过这样两个“大仓库”的徐国喜，几乎成为了古玩市场价格的“操盘手”。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在抬高瓷器定价。”徐国喜回忆道。此后古玩市场经历了两次大幅度涨价。1985年左右由于大量港台地区古玩商人打通了内地与国际市场的通道，于是古玩价格有了一次飞跃；而上世纪90年代初，内地拍卖市场形成后，又掀起了新一轮涨价风。
　　然而在徐国喜看来，无论是这两件事情本身，还是如今支撑着瓷器价格保持高位不跌的原因，追根究底还是库存越来越少。
　　“现在东西是卖一件少一件。比如说，一件瓷器原来卖100元，下一个人来买就是150元，这件卖掉以后，再下一个人来买就是200元，再下一个人来买就是300元。到200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感到情况非常危急了。因为我们自己的库存已经很枯竭了，到外面也买不到好东西了。人家到我们店里来要好东西，我们嘴上都说有，但是心里知道仓库里已经拿不出货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徐国喜加价的幅度也一年比一年大。
　　1964年，徐国喜从当时急于离开上海的德国商人施德志手中收得了一批仿古月轩的珐琅彩。施德志是一个“中国通”，尤其喜爱中国瓷器。于是他在民国早期，专门请来清宫里制作珐琅彩的原班人马定制了这批瓷器，并制成图录出售。因此这批珐琅彩虽是仿品，但仍然非常名贵。
　　当时这样一只仿古月轩的珐琅彩鼻烟壶，价格只有1000多元。徐国喜不舍得卖，就把这批珐琅彩一直保存在仓库中，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步上柜。“那个时候一个鼻烟壶能够卖到2万元已经很高了，”徐国喜说，“但是1992年的时候我就加到了4万元，6年前又加到了5万元一个。”
　　前几年，一位阿联酋王储来到友谊商店，看中了其中一只珐琅彩花瓶。上世纪80年代，这只花瓶标价只有20万元，但是现在的价格已经达到了500万元人民币。连王储都喊贵，还价到300万元不成，最后只能失望而归。
　　如今，卖了40多年古玩的徐国喜终于可以“解甲归田”自己搞收藏了。然而看着被自己“一手抬高”的古玩价格，徐国喜却倍感无力。
　　当初看着大藏家家中和古玩商店仓库里琳琅满目的好东西时，徐国喜不止一次梦想过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一件顶级藏品。然而近几年他陆陆续续积累下来200多件藏品中，没有一件可以令他满意。于是徐国喜始终带着他的放大镜，四处帮人鉴定，只希望能够看一眼真正的好东西也好，可惜如今连这都难了。

吕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