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找回民族文化自尊需从传统文人画寻根

《涉涧》

《车站流行色》
　　为学、从政、著书、作画是已过耳顺之年的刘斯奋的人生历程，他曾戏称自己为“快乐的蝙蝠”，意为身份常在“是与不是”之间。其实，这是一只全才的“蝙蝠”：早在三十多岁时，名不见经传的他就以冯衣北的笔名撰写《陈寅恪晚年心境及其他》，与著名学者余英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间更倾十六年之力，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并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震惊文坛；从政期间，他不仅策划推出了《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等当时风靡全国的电视剧，而且还前瞻性地提出了“朝阳文化”概念，准确地预测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花甲之年，他厚积薄发，让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以独特的风格鹄立于当代中国画坛。而记者此次与刘斯奋对话的内容，就是他那个性张扬、极富东方文化审美情怀、折射出中国画现代化曙光的文人画。
　　本专题文/图 吴聿立
　　参展作品多雷同 都是崇洋惹的祸
　　记者：宽松的艺术氛围给当代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于是近年来各地展览层出不穷。您曾多次担任评委，请简单点评一下参展作品的情况。
　　刘斯奋：近年来，每年各地都举办好多大大小小的展览，送选作品多，画家的积极性高，总体水平也在上升。这是中国美术事业繁荣的体现，是好事。但是，展览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就是作品的面貌、风格、技法等大同小异——有位老外告诉我：看完某一综合性展览后，他还以为是个人画展。还有，我每次做评委，都少见震撼人心灵的力作。
　　记者：要解决参展作品面目单一的问题，如要追根溯源的话，是不是需重新审视我们现行的教学、创作模式呢？
　　刘斯奋：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20世纪初，徐悲鸿等用西洋素描方法改造中国画的绘画模式，的确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带来了生机及活力，增强了中国人物画的造型能力，并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和美术佳作，其作用和意义不容抹杀。然而，这种模式也带来了两大弊端：首先，无论中国还是世界艺术界，现在都已进入了个性狂欢时期，但这种主流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天赋和个性的发挥，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一个师傅，一种套路，一样面貌”；另外，这种写实的中国画尤其是人物画尾随西洋画的手法，追求解剖准确和立体光影的效果，使审美的取向侧重于实形的描摹，与推崇“神”和“意”的中国画本体精神相去甚远。同时，用毛笔和宣纸创作出来的“写实”作品，看起来就像“不到位”的西洋画素描或速写，难以让西方人信服。
　　可以说，由于舍弃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片面移植西洋美术的一套，结果只能关起门来自我欣赏，得不到世界的承认，很尴尬。这也是我们现在缺少大师的重要原因。
　　记者：尾随西方，我们永远是学生，而且还是不合格的学生，让老外看不起。因此，民族文艺的自觉在国力复兴的背景下亟须提上议程。那么就美术领域而言，您认为复兴的切入点应在何处？
　　刘斯奋：切入点应是回归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审美理想——“中庸之道，天人合一”，通俗讲就是含蓄内敛、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以简驭繁、和谐共处。它与西方张扬、激烈、迸发式的审美传统不同，这一点是我们文化艺术的内核和根基，其实也适用于当今中国的各个画种。只有守住这一点，才能在最高层次上与西方艺术分庭抗礼。而文人画由于比较充分深入地体现了东方审美理想，因此其经验值得重新审视，在创新中加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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