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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元变成抢手货 谁说“钢镚”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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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比一分钱价值还小的铜元,却在天津掀起了大风大浪:以铜元收费的比商电车公司控制了天津大部分的银元和铜元的兑换,中方为改变这种情况要收回电车经营权,回收不成又推行铜元票;兑换铜元大发横财的比商电车公司自己获利却不给工人涨工资,工人自发怠工……物价也在每日的铜元兑换中起起落落,人人感叹:“一个铜元不值钱,市面少了还真‘要命’。”
电车公司兑铜元控制津城汇兑行
95岁的刘续亨老人还依稀记得当年的情形,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学毕业后的刘续亨就成为了天津金城银行的一名员工。从此,踏入金融界一直到退休。刘续亨回忆说:“许多普通的天津人,当时都使用铜元(也称铜子、铜板)。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36年,1块银元(或者法币1块钱)兑换铜元的行情由400枚左右上升到 500枚。而这种兑换的场所,不是在天津的各个金融机构,而是在当时天津的比商电车电灯公司。”
电车公司竟然成为兑换货币的场所,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不过,当时确实如此。每到天刚蒙蒙亮,比商电车电灯公司门前就挤满了从全市各个地方赶来的生意人(主要是小钱铺的兑换商)。随着电车公司兑换窗口的打开,当天的交易行市也被挂了出来。于是,前来兑换的生意人开始按照当天的价格,用银元与电车公司兑换铜元。据当时的内幕消息称,电车公司每日有铜元3500元至4000元(银元)兑出。由于电车公司的收入主要以铜元为主(当时的车票为几个铜元不等),因此电车公司成为最大的铜元周转商。
“电车公司每天用铜元换成银元,然后把银元存入银行。在银行中,很难见到有人提着铜元来存钱的。铜元主要在市面上流动,一个铜元的价值比辅币中的1分钱价值还小,但却是普通百姓的日常货币。当时的一两个铜元,就能够买一个烧饼,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一两个铜元的涨落,可能就影响全家的一顿饭。”刘续亨告诉记者。
中方收回经营权比商要价两千万
别看坐一次电车花不了几个铜元,但全市绝大多数的铜元被电车公司控制,市民生活还真要受制于人。1929年,已经体会到其中利害的政府官员,开始了一场收回电车运动。不过,对于中国政府的要求,比商公司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回方案:“如果收回电车电灯公司的经营权利,中国政府必须一次性付给比商公司2000万元,否则免谈。”
有轨电车第一次驶上天津街头时,好奇的天津人可以免费乘坐。当人们体会到电车的方便后,比商才开始收费。车票价格从最初的每人2个铜元到20世纪30年代的每人6个铜元,其间,每次车票价格上调,都遭到了市民强烈的反对,但价格最终还是涨了。
车票上涨在所难免,但电车公司竟然可以“控制”本地货币的涨落,这可是市民包括市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每到周日,电车公司汇兑窗口总要休息半天,这下可苦了天津市民。各个钱铺的商人们每每利用这一机会,漫天要价,市面铜元价格暴涨暴跌总在这个时候出现。昨天1块银元可能还兑换400枚铜元,今天(周日)可能只兑换300多枚。如果到了中国传统的中秋、春节,兑换涨落幅度还要明显。
刘续亨回忆说:“当时的政府机构———市社会局曾经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想找到解决办法。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当时发钞制度的混乱。银行有发钞的权力,各个省有自己的货币,纸币、银元、铜元等不同类型的货币同时存在,肯定要产生兑换混乱的状况。除了少数大户大量掌握流通辅币(铜元)外,当时的铜元还是日本商人囤积的对象。许多日本商人在天津兑换铜元后,把铜元私运出国,也是造成天津市面铜元缺少的主要原因。作为铜元流通大户的电车公司,通过铜元兑换,要获得额外的收益。中国政府想收回这个赚钱的行业,比商当然不愿意了。”
工人维权出奇招市民坐车不收钱
1932年10月,天津街头有关“电车”的话题再度升温。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是:“这两天坐车不用买车票。”
白坐电车不用买票?是不是电车公司推出的让利活动呢?当然不是。一天数千块大洋的收入,电车公司才舍不得呢。原来,这是电车公司的工人为了争取劳资权利,向公司施展出的杀手锏。尽管电车公司赢利颇丰,但公司的工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车票虽然翻了几倍,工资却没见多。而且由于物价多次攀升,电车公司工人原先那点工资变得十分可怜。通过工会与公司几经交涉,甚至通过政府机构与电车公司谈判也收效甚微。迫于生活压力的工人们,只好采用自己能够采用的手段。不过,当时的工人们并没有用罢工的形式,毕竟全城的市民还要靠电车往返,如果电车停驶,市民的正常生活必定受影响。所以,电车公司的工人这次采用了怠工的手段。
怠工的手段实在要比罢工的威力大得多。按照工会的统一布置,所有参加怠工的电车工人都按时上岗,全部按照公司要求的时间上下班、正常出勤。但惟一不同的是,电车游走于街道时,所有的乘客不用买票,随便乘坐,售票员态度还相当好,扶老携幼,一团和气。许多没有事做的孩子们,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足足过了一把乘车瘾,将全城的电车都坐了一回。
市民兴高采烈的同时,电车公司的经理们可傻了眼。如果工人罢工,公司还至少没有运营损失,但这次怠工的影响却超过了罢工,所有的电车围城来回转,却连一个铜元也没有收到,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连续几天的怠工终于迫使电车公司坐到谈判桌前,在答应增加一定工资待遇后,公司才恢复正常运营。
官方铜元票带来麻烦多
在天津发行过的货币中,20世纪30年代的铜元票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刘续亨老人说:“当时针对铜元囤积和涨落无常的情况,开始在全市推行河北省银行的铜元票。当时发行了约一二十万元,票面分为‘十枚’、‘二十枚’、‘四十枚’、‘五十枚’、‘百枚’五种,与铜元等值使用。不过,电车公司对于这种铜元票不太认可,经常与乘客发生口角,当时的报纸经常报道这种情况。”
从电车公司对于铜元票的规定中,也可以看出铜元票不太受欢迎的一面:铜元票与铜元一律等值行使,但乘客持有铜元者,仍须以铜元购票!
在推行铜元票的同时,当时的政府机构也出台了固定的兑换机制,要求电车公司与钱铺的兑换商人按照统一的价格进行兑换。但这种努力几乎没有起到实效。
刘续亨告诉记者:“规定铜元标准市价后,持有角票的市民,兑换铜元时,商人都以‘没有’回答,甚至持票购物后想要找零时,商人宁肯放弃到手的生意,也拒绝找零。那些僻静地点的小钱局则擅自作价,根本不理政府的规定。电车公司在车上还贴出通告:‘为维持乘客本人利益,特请仅用铜元购票,因本公司对于角票兑换价格,绝不负责’。如果乘客使用铜元票,下面的麻烦也随之而出,一张车票是6枚铜元,如果给一张‘10’枚铜元的铜元券,售票员可能就不找零钱了,由于电车公司有自己的‘规定和兑换汇率’,铜元票不能与铜元等值使用。为了这几枚铜元的差额,售票员常常与乘客吵得面红耳赤。别小看这几枚铜元,这却是普通百姓过日子的钱。”
现银禁出境私带要受罚
针对铜元紧张的状况,许多新式的规定同时出台。刘续亨老人说:“最严重的时候,人们出入天津,随身携带的铜元数目都有规定。超过规定后,不但要被没收,而且还会被拘留。”
“当时,现银是禁止出境(河北省)的,但天津铜元大批的被运往外地,被外地的人们购买铜元储藏。原本是应该流通的货币,被当成了金属来保值升值。天津当年有所谓的‘密输团’,一方派员赴四乡各县收集现洋,一方则千方百计,向东北贩运,每百元得利,最初有十几块钱,后竟增涨至50余元,所以私运的现象越来越多。每人每次私运现洋数目,最初为夹带的性质,数月中,总共运出白银共达1500万元以上。当时截获的私运银元数目,就有十几万元。”
“许多人为了赚钱,铤而走险,做起了私运铜元的生意。为了蒙混出关,铜元被包装进各种物品内。有的被塞进蔬菜中,有的裹在棉花包中,无奇不有。”
电车公司兑铜元控制津城汇兑行
95岁的刘续亨老人还依稀记得当年的情形,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学毕业后的刘续亨就成为了天津金城银行的一名员工。从此,踏入金融界一直到退休。刘续亨回忆说:“许多普通的天津人,当时都使用铜元(也称铜子、铜板)。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36年,1块银元(或者法币1块钱)兑换铜元的行情由400枚左右上升到 500枚。而这种兑换的场所,不是在天津的各个金融机构,而是在当时天津的比商电车电灯公司。”
电车公司竟然成为兑换货币的场所,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不过,当时确实如此。每到天刚蒙蒙亮,比商电车电灯公司门前就挤满了从全市各个地方赶来的生意人(主要是小钱铺的兑换商)。随着电车公司兑换窗口的打开,当天的交易行市也被挂了出来。于是,前来兑换的生意人开始按照当天的价格,用银元与电车公司兑换铜元。据当时的内幕消息称,电车公司每日有铜元3500元至4000元(银元)兑出。由于电车公司的收入主要以铜元为主(当时的车票为几个铜元不等),因此电车公司成为最大的铜元周转商。
“电车公司每天用铜元换成银元,然后把银元存入银行。在银行中,很难见到有人提着铜元来存钱的。铜元主要在市面上流动,一个铜元的价值比辅币中的1分钱价值还小,但却是普通百姓的日常货币。当时的一两个铜元,就能够买一个烧饼,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一两个铜元的涨落,可能就影响全家的一顿饭。”刘续亨告诉记者。
中方收回经营权比商要价两千万
别看坐一次电车花不了几个铜元,但全市绝大多数的铜元被电车公司控制,市民生活还真要受制于人。1929年,已经体会到其中利害的政府官员,开始了一场收回电车运动。不过,对于中国政府的要求,比商公司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回方案:“如果收回电车电灯公司的经营权利,中国政府必须一次性付给比商公司2000万元,否则免谈。”
有轨电车第一次驶上天津街头时,好奇的天津人可以免费乘坐。当人们体会到电车的方便后,比商才开始收费。车票价格从最初的每人2个铜元到20世纪30年代的每人6个铜元,其间,每次车票价格上调,都遭到了市民强烈的反对,但价格最终还是涨了。
车票上涨在所难免,但电车公司竟然可以“控制”本地货币的涨落,这可是市民包括市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每到周日,电车公司汇兑窗口总要休息半天,这下可苦了天津市民。各个钱铺的商人们每每利用这一机会,漫天要价,市面铜元价格暴涨暴跌总在这个时候出现。昨天1块银元可能还兑换400枚铜元,今天(周日)可能只兑换300多枚。如果到了中国传统的中秋、春节,兑换涨落幅度还要明显。
刘续亨回忆说:“当时的政府机构———市社会局曾经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想找到解决办法。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当时发钞制度的混乱。银行有发钞的权力,各个省有自己的货币,纸币、银元、铜元等不同类型的货币同时存在,肯定要产生兑换混乱的状况。除了少数大户大量掌握流通辅币(铜元)外,当时的铜元还是日本商人囤积的对象。许多日本商人在天津兑换铜元后,把铜元私运出国,也是造成天津市面铜元缺少的主要原因。作为铜元流通大户的电车公司,通过铜元兑换,要获得额外的收益。中国政府想收回这个赚钱的行业,比商当然不愿意了。”
工人维权出奇招市民坐车不收钱
1932年10月,天津街头有关“电车”的话题再度升温。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是:“这两天坐车不用买车票。”
白坐电车不用买票?是不是电车公司推出的让利活动呢?当然不是。一天数千块大洋的收入,电车公司才舍不得呢。原来,这是电车公司的工人为了争取劳资权利,向公司施展出的杀手锏。尽管电车公司赢利颇丰,但公司的工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车票虽然翻了几倍,工资却没见多。而且由于物价多次攀升,电车公司工人原先那点工资变得十分可怜。通过工会与公司几经交涉,甚至通过政府机构与电车公司谈判也收效甚微。迫于生活压力的工人们,只好采用自己能够采用的手段。不过,当时的工人们并没有用罢工的形式,毕竟全城的市民还要靠电车往返,如果电车停驶,市民的正常生活必定受影响。所以,电车公司的工人这次采用了怠工的手段。
怠工的手段实在要比罢工的威力大得多。按照工会的统一布置,所有参加怠工的电车工人都按时上岗,全部按照公司要求的时间上下班、正常出勤。但惟一不同的是,电车游走于街道时,所有的乘客不用买票,随便乘坐,售票员态度还相当好,扶老携幼,一团和气。许多没有事做的孩子们,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足足过了一把乘车瘾,将全城的电车都坐了一回。
市民兴高采烈的同时,电车公司的经理们可傻了眼。如果工人罢工,公司还至少没有运营损失,但这次怠工的影响却超过了罢工,所有的电车围城来回转,却连一个铜元也没有收到,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连续几天的怠工终于迫使电车公司坐到谈判桌前,在答应增加一定工资待遇后,公司才恢复正常运营。
官方铜元票带来麻烦多
在天津发行过的货币中,20世纪30年代的铜元票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刘续亨老人说:“当时针对铜元囤积和涨落无常的情况,开始在全市推行河北省银行的铜元票。当时发行了约一二十万元,票面分为‘十枚’、‘二十枚’、‘四十枚’、‘五十枚’、‘百枚’五种,与铜元等值使用。不过,电车公司对于这种铜元票不太认可,经常与乘客发生口角,当时的报纸经常报道这种情况。”
从电车公司对于铜元票的规定中,也可以看出铜元票不太受欢迎的一面:铜元票与铜元一律等值行使,但乘客持有铜元者,仍须以铜元购票!
在推行铜元票的同时,当时的政府机构也出台了固定的兑换机制,要求电车公司与钱铺的兑换商人按照统一的价格进行兑换。但这种努力几乎没有起到实效。
刘续亨告诉记者:“规定铜元标准市价后,持有角票的市民,兑换铜元时,商人都以‘没有’回答,甚至持票购物后想要找零时,商人宁肯放弃到手的生意,也拒绝找零。那些僻静地点的小钱局则擅自作价,根本不理政府的规定。电车公司在车上还贴出通告:‘为维持乘客本人利益,特请仅用铜元购票,因本公司对于角票兑换价格,绝不负责’。如果乘客使用铜元票,下面的麻烦也随之而出,一张车票是6枚铜元,如果给一张‘10’枚铜元的铜元券,售票员可能就不找零钱了,由于电车公司有自己的‘规定和兑换汇率’,铜元票不能与铜元等值使用。为了这几枚铜元的差额,售票员常常与乘客吵得面红耳赤。别小看这几枚铜元,这却是普通百姓过日子的钱。”
现银禁出境私带要受罚
针对铜元紧张的状况,许多新式的规定同时出台。刘续亨老人说:“最严重的时候,人们出入天津,随身携带的铜元数目都有规定。超过规定后,不但要被没收,而且还会被拘留。”
“当时,现银是禁止出境(河北省)的,但天津铜元大批的被运往外地,被外地的人们购买铜元储藏。原本是应该流通的货币,被当成了金属来保值升值。天津当年有所谓的‘密输团’,一方派员赴四乡各县收集现洋,一方则千方百计,向东北贩运,每百元得利,最初有十几块钱,后竟增涨至50余元,所以私运的现象越来越多。每人每次私运现洋数目,最初为夹带的性质,数月中,总共运出白银共达1500万元以上。当时截获的私运银元数目,就有十几万元。”
“许多人为了赚钱,铤而走险,做起了私运铜元的生意。为了蒙混出关,铜元被包装进各种物品内。有的被塞进蔬菜中,有的裹在棉花包中,无奇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