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建春的金篆书法艺术为中心

　　书法之鉴赏，尤其是金文、篆书、分书之鉴赏，恐怕离不开对于相关书法之法度韵律的评判品鉴。李建春一系列篆书作品，在最难把握的法度方面，令人赞叹；然而更加叫人称奇的，当属动静奇正俯仰开合实空面线文野雅俗雄媚阴阳等等对立统一的韵律之美的高度完满的表现。其节临被尊为汉“分书之宗”的《祀三公山碑》之作，包蕴了书法家独特的理解和经验意趣。临作保留了原作字法似隶似篆、非篆非分的奇异风格特征和新意妙趣，字法依然游弋于篆隶之间。自古至今，无数书家，评估不同，认定偏隶偏篆者皆有之。然而，李建春似乎取康有为之说，并假以个人书写演绎诠释。康氏强调该碑“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而李临确证了此说。但仍然表现出古今观感趋同的鲜明的“由篆入隶之渐”。作者十分准确地领悟和墨化了这一“之渐”。吾认同其间有隶意，然未曾隶化。换言之，隶笔并不张扬或彰显，典型特征更是予以收敛。此处隶与篆之界度，寸劲十足。窃以为，李书的确如梁启超在《碑帖跋》中所断：“以隶势作篆”。仅此一点，便足以值得击节称叹。然而，作者志在足蓄古意古趣，而有意流露秀朴与雅拙。例如转换方扁碑体为扇形扇面，字列也由矩形碑体竖行改为扇形斜向2字一列排列成节选之相对独立的10行22字。整个作品氛围随之变得惬意、典雅和闲适，却继续维持笔意茂密。原作虽有严整方形之外形，但实际上各字大小差异较大，而李君整合为基本一致大小的严整方形，如此增添了观赏价值和视觉快感。此外，仍保留其笔画平直，转折峭拔，适当处理为曲线伸展，增添雄健而古雅的笔力和古朴浑厚之书风。结字宽博是原来的风貌，自然保持，也就留下了洞达气势和宏阔格局，但由于字数、字形、扇面、色彩、排列、用笔等方面的化力，以及方势隶意的取向，明显多了许多抒情空间。这一效果，还要归结为作者将起笔处方圆并用，方意更重，转折处大者用方，小者兼以方圆，因此总体上方意凸现。结体基本呈方扁格式，为强化方博横向之势，下垂之终笔均略显左右两边外开似分足鼎立之状，这也给作品带来了动势和活趣。原参差错落章法却有所收敛，似以方整为要。同时依然重视线条的粗细长短和字体的疏密虚实等对比关系。而用笔依然几乎全用中锋，保留力度。
　　《大盂鼎》系世所公认之西周前期金文书法成就最高的一品。其泱泱苍苍的“金石之气”，堪令今古识者拍案叫绝。同时，那变化多端的笔画形态引人入胜。李建春的节临严守法度，尽显韵律，盖因古意今趣高度融合，暗中新创吾所谓法度与韵律融合而成的“法韵”之美。盖总体上忠实地还原了这幅奇绝书品，及至几能乱真。字体结构谨严庄重，横竖布局相互对应，笔画线条苍古劲遒。如“王”、“盂”字的横笔，显示出丰中锐末。而更多字则属于侧锋入笔、收笔出锋。盖因金文鼎铸而成，侧锋并不示弱。“王”字还颇有代表性地保留了肥笔的运用。这其实恰好是西周早期金文的特征性运笔。它明显增添了书法古品特有的落拓不羁、瑰丽奇谲的意趣。李君临书出锋真正做到了舒缓而沉实，证明其完全理解了先贤露锋用笔。其字距行距差异不大，保留了原作布局的秩序之美。诸般属于悟性范畴，也是功力使之然。
　　清末以降，凡书金文者，皆须先过《散氏盘》之雄关。李君自不能例外，然应考自如，完满交卷。此金文奇绝在于结体欹斜过甚，而又随势生形，妙趣横生，因此难以把持法度韵律。李君临书却能保持字迹略扁圆，多横向，似乎稍稍“微调”了所谓右下倾斜的体势，略略“拨正”了所谓左高右低的字体结构。章法布陈完满传承了朴茂空灵的原始气质，线条处理却又加强了偏于粗犷豪放而含蓄凝重的古品神韵。这些视觉调整之精细，显然为适应今人之观赏习惯或心理惯性。法韵美故而蕴藏于微妙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