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陕会馆蕴含的秦商文化

　　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讲述了清末出身民间的周莹在吴家面临绝境之际，奋起拼搏，历经坎坷，重振吴家大业，终成陕西女首富的跌宕起伏人生故事。其实，周莹只是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一个典型代表，陕西商人巧妙地利用明初朝廷对陕西的特殊经济政策，抢抓机遇，从而引领明清五百年的商帮文化，被世人称为“西秦大贾”和“关陕商人”。明末清初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野议·政论》中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位列三帮之首。仅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山陕会馆就达200余处，它不仅体现了古人的建筑雕刻艺术，而且蕴含了丰厚的秦商文化。
　　抱团取暖，团结协作。明朝初年朝廷在陕西和山西实行了特殊经济政策——食盐开中制度，陕西和山西两省商人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捞取了第一桶金。食盐开中制度，即明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朝廷在西北设立了九边镇（明代的军事组织，简称“九边”）进行防御。由于九边镇这些地区距离明王朝的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洪武帝与陕西和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山陕两省的商人替朝廷向驻守西北的九边运送粮草。作为回报，这些商人可从朝廷领到由官府垄断经营的盐业经营证。在当时盐业经营证绝对是无价之宝，一些山陕商人从中赚取了高额利润，从而完成了资本积累。
　　手里有了资金，就要向外扩张，向全国发展。为了对抗迅速崛起的徽商，一河之隔、且自古就有秦晋之好传统的陕西和山西两省商人联合起来，行商天下。他们共同出资，在全国各地兴建起议事祭祀的场所——山陕会馆，两省商人经常在此聚会。山陕会馆的主要作用就是互通商情，维护同乡和同业商人的利益，调解商业纠纷，而本省商人之间抱团发展的现象则更为明显。承担皇宫铺陈任务的秦商伍少西，自发家后在扬州最热闹繁华的钞关街开了皮货店分店，和他相邻开店的是秦商戴春林，而且开的也是皮货店。伍家熟知经营宣传之道，当年朱棣皇帝的题名曾让伍家皮货火了一番，所以伍家很注重名人效应。进入清朝后，伍家又不惜丰厚的润笔费，请清代著名书法家、扬州八怪之一的杨法题写了扬州店铺的店名。而戴春林呢，也花巨金请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题写匾额。两店店名皆出自书画名家之手，相映生辉。清人董伟业长期旅居扬州，熟知扬州的市井风情，他的《扬州竹枝词》以纪实手法记录了康乾盛世的扬州风貌。其中有一首曰：“运司门口查原当，旧帽新翻缎子街。伍少西家绒袜贵，戴和美店看毡鞋。”从诗中可以看出，伍家经营的是绒袜，戴家经营的是毡鞋，鞋袜不能分离，是配套互补的关系。从这一点也反映出陕西商人在外经商发展的团结协调精神，他们互相依存，荣辱与共，携手并进，共图发展。
　　诚信忠义，童叟无欺。山陕会馆里供奉的神像是关公，所以山陕会馆又常被人视为关帝庙。关公以忠义和诚信闻名天下，因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成为山陕商人的经商规则。如河南省赊店山陕会馆最早制定了“诚信为本”的商业规则，并刻之于石碑，立于会馆，代代遵守，流传至今；山东省聊城山陕会馆山门的左右嵌石刻对联一副，左边是“精忠贯日”，右边是“大义参天”。表现出山陕商人对国“精忠”、对商“大义”的准则。据史料记载，安吴堡的吴家在高陵南糖的商号食盐专卖店误将海盐当晋大青盐卖，被一老者发觉，找到商号掌柜评理。吴家掌门人周莹知道后，立即命盐店贴出告示，承认错误，并以三倍的价格赔偿老者，受到当地百姓的一致好评。此盐店销售额几乎在一夜间提高了四倍，占到全县盐销售量的七成多。事后，周莹命南糖店在门口挂了一块“诚实无诈 自律自戒”的木匾做警示。可惜，这块牌匾后来毁于南糖店的一场大火。
　　积善行德，乐善好施。聊城山陕会馆山门左右各写有“履中”和“蹈和”，寓意是为人处世多做善事，和谐相处。“履”的本意是鞋子，《说文》：履，足所依也。“履”后来演变为“走”的意思，“履中”就是走在正中间，行中庸之道。在这里也有处事中正、公平之意，即做人就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蹈”的意思是遵循。“蹈和”，即遵循谦和之道，和谐处事，以和为贵，以和为先，和气生财。做人经商只有做到“履中”和“蹈和”，才能够赚钱发财。朝邑县孝义镇赵家是三秦大地有名的富商，每年赵家都把在外地赚取的银子通过人挑马驮、由镖局押运送到孝义老家。据说，运银的队伍连绵十四五里，先头已进了赵家大院，而尾部尚在渭河滩上，可见其富有程度。赵家有钱了，喜欢做一些善事，如救济灾民、修筑道路、修建城墙等。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赵家出巨资在镇中心修筑了一座大型的蓄水池。清朝乾隆到嘉庆年间，赵家雇了300多人，投巨资用了3年时间修成。整个蓄水池呈正方形，池深5丈，周长126米，全部用石料砌成。为了使池中的蓄水洁净，赵家又在东西街铺了500多米长的石条路，两边还砌了石台阶，下雨时人走两边石台阶。雨水过后，街道非常干净，因而池水能保持清洁，人畜均可饮用。并且涝可蓄水，旱可灌溉，方便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
　　来源： 西安晚报（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