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卤簿钟上的“千里江山图”

卤簿钟 北宋（公元960—1127年） 通高184、钮高47、口径81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旧藏 　　扬之水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是宋代青绿山水之唯一，卤簿钟上如此气势的“千里江山图”也是铜钟纹饰之唯一，两件不同材质的作品，却有诸多偶然的关连——徽宗与蔡京，政和三年（《千里江山图》隔水黄绫蔡京题识起首即云“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与政和八年，相关的人物以及耐人寻味的时间节点，似可构成前后相衔的两段历史叙事而成为画作与铜钟共同的背景。
　　中秋节后往沈阳，在辽宁省博物馆新馆连续参观四个半天。与旧馆相比，展陈面积扩大了许多，新近揭幕的“古代辽宁”以五个展厅的规模亮出馆藏，颇有以往未曾展示的文物。行至第四展厅之一偏，蓦见置于矮台子上一口硕大的铜钟，展品说明上写着：卤簿钟，北宋，辽宁省博物馆藏。
　　铜钟通高1.84米，八波曲的钟脚，钟身由五道弦纹分隔为六层。第一层是铸有二龙抢珠钮（蒲牢）的钟顶，第二至第四层铸作卤簿图，便是革车、指南车、相风乌舆和乘舆亦即辂的“三车一舆”以及各持仪物的百数十人的“旗仗”和“宫卫”，其下是如同长卷的一周山水图，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云朵上的四组仙人分别铸在钟脚的八个波曲。
　　帝王出行的仪物制度即所谓“卤簿”是我留心的问题之一，这一口难得的卤簿钟自然早在关注范围之内。且不说它的铸造工艺精良，纹饰繁复而准确，因成考证仪卫制度的难得实证，遍布于不同装饰带的建筑、山水、四神、四仙，也都引人注目。虽然它的名气似乎不够大，但却不乏注意到卤簿钟重要价值的学者。最是夷考精详的论述，当推王明琦《卤簿钟的年代研究》一文（载《辽海文物考辨》，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以“年代研究”标题，即因关于卤簿钟的时代，有辽代说，金代说，宋代说，至于钟身的“大清乾隆年造”系后刻，倒是很容易判定，而据此可知它曾入清宫内府。卤簿钟下缘朱雀开光的火焰珠左侧近口沿处，由右向左斜刻一行“右街僧官（押）宛平县仰山院（押）”，《卤簿钟的年代研究》在多方举证考订钟为北宋物之后，认为这一行铭文是“金代检验青铜器物的官员验记刻文”；“所以流入燕京的仰山院，大体上是和辽宁省博物馆藏北宋徽宗时期铸造的‘大晟南吕编钟’流入金代上京一样，在北宋靖康之变，金人破汴梁，掠运到燕京的”。又以“仰山院”之名，可推知验记刻文的年代，约当金代实行铜器验记制度的海陵王正隆二年至金世宗赐名仰山院为栖隐寺之大定二年的五年之间。傅熹年《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出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一文，更将钟的制作年代时代锁定在北宋末的政和八年——铸于铜钟第四层装饰带的一座城门，凹字形平面，城楼居中，下开五门，门楼两侧以廊庑与朵楼、两阙相连。而依宋人记载，汴京皇宫的正门为宣德楼，北宋前中期皇宫正门为三个门道，至政和八年方以蔡京倡言，据唐长安大明宫丹凤门之制扩建宣德门为五个门道，即整个北宋“仅仅在最后九年才在汴梁宫殿中建了一座五个门道的城门，其他时间地点均无可能，所以钟上的门楼形象应是扩建后的宣德门”（《傅熹年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城楼名称既得以确定，铜钟择要表现的大驾卤簿且以环形而寓出与入之意，自可与祥云蔚缭的宣德门构成完整的叙事，那么其下有类于“千里江山”的一周山水图，也就不是纯然的风景。
　　卤簿钟此番在博物馆里是裸展，虽然设了一个矮围栏，但丝毫无碍探身细看，因此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铸在钟上的“千里江山图”也是如此。不过既有《卤簿钟的年代研究》在先，则仍以照引为宜：“卤簿钟身饰纹第四层，凸铸一条横绕钟身一周的山水纹带。这条饰纹带，是由三段相同的画面相连结，构成一幅气势磅礴，山势连绵的山水图卷。就其画面内容，择其一段，则可窥其全貌。画面取景作横卷式，以六座高山前后交错布列，成为整个画面的中心。六座高山分前后两排，形成一条由右向左的狭长山谷，由于前排三山的遮挡，在画面上形成了三个空间：第一个空间，右下角有一行者赶着毛驴，将从溪上小桥走过，沿着前方的夹谷山路而去。在其右边的山谷里，一劳作者似荷锄而归。在其前上方的山脚下，有一茅屋隐约可见。第二个空间，是由左面相连的三山和左面一山相对，中间出现一条斜长的
　　山谷，溪水沿谷底而流。左上方，有一亭式建筑倚立于左三山的山坳之前。右山脚下的溪水边，停泊着一小木舟，景象异常恬静。第三个空间，则是第二个空间左三山向左的延续，在画面最左面的山坳间，亦有两座茅屋隐现。有的茅屋顶上挑着一面小旗，是为酒肆的标志。从整个画面看，近景是峰峦迭嶂，远景则是山势连绵。树木、溪流、小桥、木舟、茅屋、酒肆等点缀其间。”“就卤簿钟饰纹带所表现的山水题材来说，也具有北宋绘画中山水长卷的时代特征。”
　　中秋节前，曾两番进“宫”近距离观看　《千里江山图》；不意在此又与北宋卤簿钟上的“千里江山图”相遇，一先一后同为政和年间物，而俱与徽宗及蔡京相关，头脑里映像的叠加几乎不可避免。卤簿钟上的山水图，大到重岗叠嶂联络映带的整体布局，小到曲涧幽溪的景物点缀，诸如溪桥、泊舟、亭阁、茅舍、劳人，更有山势及山峰肌理的表现手法，虽然一为绘制，一为铸造，精粗有异，繁简有别，但二者的相似，实在一目了然，甚或要说后者是前者的简易版，乃至前者竟是粉本亦未可知。看展厅墙壁上卤簿钟的拓本照片，便更可会得山水长卷的意味，且以它的循环往复而颇有江山无尽的效果。铜钟皇家制作的性质，是没有疑义的。《卤簿钟的年代研究》中说道，“若按卤簿钟饰纹中所表现的中心，皇宫大内的宣德门，当是作为北宋王朝的象征。而宣德楼又在政和八年改建，因此可以设想卤簿钟是为了在改建后的宣德楼上悬挂，作为北宋王朝的朝钟而铸造的”。如果这一推论可以成立，那么它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正可相互发明。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是宋代青绿山水之唯一，卤簿钟上如此气势的“千里江山图”也是铜钟纹饰之唯一，两件不同材质的作品，却有诸多偶然的关连———徽宗与蔡京，政和三年（《千里江山图》　隔水黄绫蔡京题识起首即云“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与政和八年，相关的人物以及耐人寻味的时间节点，似可构成前后相衔的两段历史叙事而成为画作与铜钟共同的背景，共同的政治寓意或也隐然在其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