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中晚期青铜器

　　
　　与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时代大致相当的商代青铜器。其中，属于商代中期的青铜器，因发现不足，尚难明确判断其上限。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自武丁至帝辛时期已可系统地进行分期研究。商代中期青铜器介于商代早期与晚期之间，商代晚期青铜器则代表了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因此，商代中晚期青铜器对于研究中国青铜时代从初期到鼎盛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自宋代以来，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即有发现。《考古图》著录的得自邺郡河甲城的几件商器，大概就是安阳殷墟出土的。
　　清代以来发现日多，清宫及民间都有不少收藏。从1928年开始在安阳殷墟进行科学发掘，对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分期有所认识，使研究工作步入一个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各地商代中晚期遗址的发掘和各地博物馆文物整理工作的开展，不仅在商王畿中心地区又有新的发现，而且找到了商代中晚期各方国的青铜器，从而促进了研究工作的进展。根据已发现的实物，可知其分布东抵山东，西至陕西，北达内蒙古，南到湖南，显示出商文化所覆盖的范围。
　　商代中期铜器的发现较为分散，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安徽阜南和肥西等地出土的青铜器比较典型。商代晚期的殷墟一期墓葬也有商代中期青铜器伴出。器形特征：爵尾与早期相似，流已放宽，并出现圆体爵；的底部多向下鼓出，平底已较少见，足在空锥状足的基础上，出现了截面为丁字形的足；大口有肩尊，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厚重雄伟的造型;的体型比例则较早期有明显的降低而呈宽肩的样式；三足的鼎、鬲类器开始出现三足与两耳对称的配足格式；圈足类器的圈足镂孔则普遍有所缩小，新增的器类有瓿。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变形动物纹，构图简略，但线条细而密集，与早期纹饰线条粗犷的风格有异；另一类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兽面纹，双目突出，但头像与体躯仍未明显区分。高浮雕附饰也有较大的发展，特征是线条轮廓浑圆，与晚期有别。一般仍不铸铭文，但个别器物铸有氏族徽记。
　　商代晚期青铜器指武丁至帝辛时之器,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新出的器形有方、高颈椭扁体壶。觥、盂、鼎、鬲、簋、等食器有较大的发展。爵已盛行圆体型式。觚的腹部细长趋势明显。在前段仍是与爵、觚相伴的酒器，后段似已退出酒器组合之列。方发展较快。鸟兽形象的铜器也颇盛行。圈足器类的圈足上的镂孔装饰也出现由退化到消失的趋势。这时期商代王畿和方国均出重器珍品，殷墟妇好墓的三联、偶方、四足觥、鉴尊，湖南出土的四羊尊、虎食人卣、象尊、猪尊、人面方鼎，山西石楼出土的角状觥，安阳西北冈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都是代表中国青铜艺术的顶峰时代的瑰宝。青铜器铭文也有所发展，尤其在殷墟文化后段，铭文加长，内容趋向记史，据此已能确定一批绝对年代可考的标准器,如传世的廿祀簋、廿祀方鼎、十五祀小臣犀尊、小子卣、其诸器和出土于安阳后冈的戍嗣子鼎等。纹饰趋于繁缛，形成地纹和主纹相重叠的多层花纹。主纹普遍采用浮雕形式，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地纹普遍采用雷纹。花纹往往布满全器。同时，扉棱和牺首等装饰手法也有很大的发展。 参考书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藁城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