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军里：一个画家的路线图

《赛马》
　　如果一个陌生人要在一群人里找一个教授的话，那他准会把郑军里给揪出来。原因是他长得太像教授了，或许他就是按着教授的模子长的：标准的五官、标准的不苟言笑、标准的举手投足。在这个教授都长得不像教授的年代，在这个绝对不以貌取人的社会，郑军里教授偏偏就像个教授，不给别人一点点意外。
　　但是，他的画却不像他的外貌那样温和。画人物，不是一个眼睛高就是一个眼睛低；画动物，不是腿短，就是身长。反正总之，他画得人不像人，马不像马，就那么几点，就那么一坨，把墨汁当钱存，舍不得在纸上哪怕多泼一点点。然而，只要你的目光不小心落到他的画上，就一定会像皮鞋粘住口香糖那样被粘住。你会发现在几团颜色和断断续续的线条里，有人的准确状态，有马的奔腾气息，一种叫做气势或者意境的东西渐渐产生、扑面而来。这便是郑军里的画，他把别人在山水、花鸟画里的大面积留白，放到了人物和马的身上，把卡夫卡小说里的变形夸张搬上了中国宣纸。当某些画家还在为画得不像而摔杯子砸碗的时候，郑军里却敢于向“不像”大胆地迈进，追求神似形不似的散文效果，变形夸张到有点无厘头。他用画再次证明画就是画，不是生活再现。
　　千万别怀疑郑军里的基本功，他可是地道的学院派，先习油画，后学中国画，擅长工笔人物，一看就知道是严格学过素描的。他不是化肥催生的禾苗，而是在南宁街头慢慢长起来的树，年轮细密，材质过硬。具体的表现就是他曾经被这个世界惊吓，曾经有过挫折和打击，就像树沐浴风雨。十岁那年，“文革”开始了，喜欢书法的父亲不让他出门，他就和哥哥郑军健(后来成了书法家)躲在家里练字、看画。他由此拥有了临摹书画的大把时间。对于幼小的心灵，只要有个妖魔鬼怪吓着，都会激发灵感。在极端的环境下，他画画的灵光偶尔一闪，立刻就引起了他母亲的惊讶，于是托人给他找了一个画画的启蒙老师——徐杰生。那时候，画画并不热门，老师要碰上一个真爱画画的学生，比现在买彩票中奖的概率还低。因此，徐老师遇到爱画画的郑军里，其兴奋程度丝毫不亚于郑军里遇到他这个老师时的兴奋。郑军里的基本功就是在徐老师这打下的。
　　当时的郑军里只是把画画当业余爱好，并没有胆子把它当成职业。他的命运还得跟随形势，画笔和画夹不得不陪伴他来到插队的地方。在这里，或种菜或插秧，干的全是农活。每天晚上，别人因为体力透支睡得鼾声四起，但是他却冒着让上帝发笑的危险偏要思考。他看不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反而加倍地觉得孤独、无奈，甚至对未来一片茫然。要不是因为画画这点爱好，他就不知道如何打发鸡鸣狗叫的长夜。宿舍的泥墙上，贴满了他抄写的鲁迅诗词，挂满了他画的农民素描。白天，他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晚上，他是个用画画解闷的徘徨者和孤独者。为此，他被点名批判，说他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徘徨者和孤独者身上又多了一份挫败感。
　　凡是成功的人，都会毫不吝啬地肯定童年的不幸、命运的挫折，他们甚至高喊“感谢生活”的口号。如果我们不承认弗洛伊德的理论，那么，生活的磨难就一定是艺术的催化剂。假如没有“文革”岁月的刺激和插队的挫败感，我就很难理解郑军里身上那股勃勃的生机，以及他内心强烈的艺术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