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英国驻华外交代表机关公文的“中国化”

　　管世琳
　　[编者按]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5期，原题为《晚清英国驻华外交代表机关印信、公文的“中国化”》，作者管世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博士后。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本文为节选版本，有改动，原文注释从略。
　　文书往来，是使领馆处理交涉事务的重要形式之一。不同于会晤、谈判等口头表达形式，文书必须遵循一定的体例。中国公文尤其如此，由于中国社会严格的等级划分，不同级别人员之间的文书往来，必须要选择不同的公文体例，每一种体例都自成一套话语体系，以此来彰显收、发文双方的身份与地位。正由于不同文书的体例、话语所隐含的等级关系，晚清时期中英双方之间文书往来制度的形成经历了长时间的从误解、冲突到学习、调整、适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英国驻华外交代表机关实现了公文的“中国化”，掌握了这套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学会在不同群体之间选用不同公文体例，以达到最佳的意义表达效果。
　　照会：与官方的平行文书往来
　　在广州一口通商时代，英商与广州当局的交往通过行商转递“禀”与“札”的形式展开（鸦片战争前，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交往），这种间接和有位阶等差的交往方式令英方极为不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在天津、浙江投书，擅用照会，僭称公使大臣”，而琦善的复函也放弃“札谕”这种居高临下的旧例，改用“照会”样式，由此确立了一种新的外交公文文体，一直沿用至今。
　　照会并不是英国人新创的公文文体，而是中国既有的一种“在不相隶属的文武衙门之间行文时使用”的公文样式，“中国地方大员给属国国王的文书，也以照会为主”。照会这一新文体的确立，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和适应，在这一过程中，照会的格式在原有基础上有一定的调整。如中方去掉了官衔之前的“天朝”二字，英方根据西方照会习惯在末尾加入了诸如“顺候时祺”之类的问候语，并添加西元日期。
　　照会这种平行文体的确定，并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英双方关于文书往来的摩擦。一方面，条约规定依照官员层级区分公文格式，由于地方督抚的职衔高于领事，英方要求督抚在给领事的札文中，不得出现诸如“饬令”、“饬遵”、“遵照”之类“秉权饬令属员”的用语；另一方面，在邸报、辕门抄中刊载的清政府官员公文中出现对英方“无礼”的措词，英方也会提出交涉。例如，威妥玛曾就上谕中出现“断不能任其肆意猖獗”一句提出抗议，认为“中华仍视泰西诸国俨如贼匪，甚至在上亦用’肆意猖獗’等字”，会造成上行下效的后果，使得地方官员和民众轻视乃至排斥外国人。
　　此外，公文誊写过程中的抬写问题亦是如此，英方要求参照《钦定科场条例》对于抬写的规定，涉及英国的“君主”、“国家”等词要“一体抬写”，不能中外有别，轻视英方。由于此类纠纷层出不穷，中英双方在1880年议定《中外往来仪式节略》时，对于照会、信函中的彼此称谓、启始语、结束语、问候语、落款等格式和用语，都作了细致入微的规定。
　　告示：晓谕民众之下行文书
　　清朝百姓与使领馆人员往来的礼仪，《中外往来仪式节略》并没有涉及，不过《节略》对英国使领馆官员与中国官员的品级对应和相应称呼作了明确规定。公使、领事、副领事称“某大人”，翻译、随员称“某大老爷”，官方称其为老爷，老百姓们更是本能地将他们视为高人一等的“洋老爷”，对待洋老爷的心态与对待中国官员的心态无异，甚至认为洋老爷更具权势。寓华外交官也心安理得地做起了“洋老爷”，一应做派完全效仿清朝官员对待老百姓的做法，恪守严格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老百姓陈情要用“禀”，使馆发布告示则曰“为晓谕事”。
　　告示下行文书特点，是通过“谕”这种带有命令口吻的语词，以及朱笔圈点表现出来的。朱笔圈点即是用朱笔书写日期，并圈点出关键信息，体现的是作为上级的文书发布者的权威。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地方当局札行洋人的札文上是有朱笔圈点的，鸦片战争后有些地方督抚在给领事的札文中也延续了这种做法，但招致了英方的抗议。为此，1880年各国驻京公使在与总理衙门磋商“中外往来仪式”时特别提到朱笔圈点一层，提出“中国外省官宪行属员文内，向用朱笔圏点，近于示式，与外国官员文件似可不用”。



卜鲁斯出朱笔圆点告示 　　“近于示式”四字非常值得玩味，由此可见，他们对与清朝官宪晓谕百姓的告示有朱笔圈点这一程序是非常清楚的，而且非常了解朱笔圈点这种醒目的符号蕴含的“政治隐喻”。英方一方面要求地方督抚在给职衔较低的领事行文时放弃这种体现身份高差的方式；另一方面则又在给中国百姓的告示中全面继承了这一套做法，以体现其高于中国百姓的权威，使告示能够对百姓进行一定程度的震慑。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所显露出来的实用主义取向是毋庸置疑的。
　　移文：与太平天国的文书往来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英国等列强本来采取观望的态度，但随着太平军占领上海、南京等通商口岸及长江沿线地区，严重危及到了英国的商业贸易，如何与太平天国当局交涉非常考验英国驻华使领的智慧。笔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档案时，偶然发现3份1853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香港总督文翰致东王杨秀清等人的公文副本，虽不能探明英国驻华外交部门与太平天国当局文书往来的全貌，但也颇能反映英国驻华外交人员“中国化”的程度。



文翰致杨秀清移文副本 　　文翰的这3份公文选择了“移文”这一文体。何新华在《清代朝贡文书研究》一书中将檄谕、移文归入下行文书一类。何的研究认为，清代外交檄谕、移文主要用于与未通贡国家之间的往来，除了用以通告事项外，在双方出现冲突、误会时，也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表明己方的严正立场。这类文体发文的主体是清政府地方长官，而非中央政府，“一方面因为外国与中国没有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另外也有限制冲突规模、为以后转圜预留余地之意”。
　　据此我们很容易得出如下的推论：文翰（或者其翻译官等助手）对于“移文”的特点及适用对象是了解的，之所以选择移文这一文体而不用照会这种平行文体，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与天平天国方面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相反英国与太平天国的敌对方清政府有着正式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英国虽然一度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之间保持中立的态度，意在避免卷入双方的纷争，但太平天国的占领和封锁严重威胁了英国在长江沿岸的贸易，必须给予太平军一定程度的震慑。
　　寓华外交官的中国化
　　“中国化”（Sinicization）这一概念来源于美国历史学家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一书中提出的“寓华外交官的中国化”。芮玛丽虽未给“中国化”下明确的定义，但从其行文中可以归纳出“中国化”的几个重要表现：“受到中国历史悠久的魅力的影响”；热衷于研究中国文化（甚至被认为有“中国文化癖”）；熟悉并赞同用“中国思维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笔者认为，寓华外交官“中国化”的核心是掌握“中国思维方式”，在沉迷于中国文化魅力的表象下，他们认识到了中国悠久文化和历史传统形成的“中国思维方式”对中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因而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官员打交道就必须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研究中国文化则是掌握“中国思维方式”的必由之路。按照跨文化心理学的理论，这是进入异质文化后的文化适应过程。对于一般人来说，如果适应不了可以抗拒甚至逃离，但对于寓华外交官来说，由于肩负的国家使命，他们不但要尽可能快地掌握对方的规则，还要尽可能地利用对方的规则来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无论是照会、移文、信函、告示，虽由使领馆雇用的中国书手代笔，以达到语言通顺、字体美观的效果，但他们并不能越俎代庖决定采用何种公文体例。熟悉乃至破解不同文书体例的话语体系，则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文化适应过程，继而在此基础上做出利己的实用主义的选择。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5期